“凡童心不灭的人，必定对人生有着相当的彻悟”，这对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而言，再合适不过。从1927年出版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1997年辞世，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让陈伯吹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座灯塔。他的一生经历丰富，胸襟开阔，目标专注。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他沉浸在儿童文学的世界里，用幽默、想象化解孩子们的恐惧，用人物、故事抵达孩子的心灵。

作家们在写作路上大多遇到过伯乐，1922年，16岁的陈伯吹到杨行乡朱家宅小学任教，“讲故事”成为他和小孩互动的教学方式。1925年，他被调到宝山县立第一小学当初级部主任，因遭遇家庭变故而开始大量撰稿。1928年，他开始尝试各种风格，杂文、诗歌、小说皆有所涉猎，并在时任《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建议下，将重心转向儿童诗，创作了儿童诗集《小朋友诗歌》。之后，他又遇到了文学路上的贵人赵景深，在其大力推荐下，受邀创立了儿童刊物《小学生》。这个一生与童书相伴的“通才”，擅长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普通事物拟人化，用童心未泯的灵魂，构建起丰富而又有冒险感的童话世界。而两位师者的点拨鼓励加上自身的勤奋，使他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路。

教育和认知、情感和审美、娱乐和想象、求知与探索，皆是儿童文学的指向。儿童文学常常以幽默、滑稽可笑的形式来表现具有美感的内容，充满想象力。陈伯吹不仅创作了一系列的儿童读物，如《学校生活记》《阿丽斯小姐》《一只想飞的猫》《甲虫的下场》《鸡大嫂上菜市场》《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骆驼寻宝记》等，也将理论研究抓严抓实，其《儿童故事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简论》《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等陆续出版。同时，不仅创作与理论并举，他还翻译了《绿野仙踪》《小夏蒂》《空屋子》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陈伯吹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文学性、思想性和教育性的统一。文学评论家束沛德曾这样评价他，“在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态度一以贯之，极其鲜明，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他的创作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比如《阿丽斯小姐》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融入了反抗侵略的主题；《一只想飞的猫》窥探到了人性的阴影，故事里那只集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找借口、爱偷懒、不脚踏实地等诸多毛病于一身的猫，其实也是某些人的缩影。陈伯吹认为，“儿童文学主要是写儿童”“要以同辈人教育同辈人”（《论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自觉承担起为未来一代保驾护航的文学使命，他所创造的动物世界，贴近儿童精神生命的“内宇宙”，比如《阿丽斯小姐》的主人公面对轮番登场的各种动物，情感、心理、直觉呈现出差异性，让读者看到儿童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复杂。陈伯吹告诉后人，儿童文学是一种自我发现的途径，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冷酷与温暖、真情与假意，皆可在故事中潜移默化，所有年幼的心灵都可以在质疑、思考、共鸣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想要走的路。

陈伯吹不仅是好作家，还是好编辑。他认认真真写约稿信、给作者回信甚至登门拜访，扶持了很多年轻人。1981年，勤俭了一辈子的陈伯吹捐出自己的稿费55000元，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2014年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给了许多孤独的创作者以前行的力量。心怀善心，行有大爱，始终对生活、对人类充满热情，正是童心的可贵之处。认真、执着、善良、温暖，陈伯吹把全部的色彩和力量给了小孩，给了他热爱的儿童文学。

陈伯吹业跨教育、文学、出版三界，从小学教员、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教材审定专家、教育家、教育理论家到作家、评论家、期刊主编、社长，一路走来，涉猎广泛，理论扎实，研究深入，热情满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情怀支撑着他，像一只骆驼，驮来水源，驮来纸张，驮来笔砚，驮来书籍，驮来旅途中的奇闻异事，然后用一次次长途跋涉驮来的所有东西，建造起一个宏大的文学殿堂，那里面有他的理想国，他爱国、爱家、爱小孩的满腔柔情，以及贴地飞翔的五彩斑斓的梦。

陈伯吹不仅关注城市儿童，也关注乡村小孩。他曾对出版社的同事说：“现在出版的儿童读物，都是为城市中小学生写的。我们的作家队伍中，很少有人为工人、农民的孩子写书，书价又很贵，一年有多少本送到农村、工人、矿山去？”温和谦逊的他骨子里有韧劲、有情怀，有担当，还有满满的爱。与乡村孩子相处，曾是他儿童文学的起点，成名后的他依旧怀揣初心，心系乡野。

世事流转，时间会铭记一个人的功绩。一个躬耕儿童文学70年的长者，他思索着教育与文学的双重使命，树立起科学而自成体系的儿童观，在创作中不断突破困境，积极面对转型和跨界，从不放弃学习和思考。正因为有很多像陈伯吹一样的先行者，已走过整整一个世纪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他们执灯前行，用最美的初心、善心打开一扇扇窗，窗里有童话，窗外有净土。

（作者系高中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