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上看山西:中国古代寺观传世壁画》,杨平主编,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5年2月

明应王殿西壁 捶丸图(元代) ▲
说起中国古代壁画艺术,敦煌莫高窟是许多人最先想到的。这片藏在西北大漠黄沙里的文化绿洲,历经千年风霜留存至今,像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朝圣。很长一段时间里,敦煌几乎垄断了大家对中国古代壁画的全部想象。直到《黑神话:悟空》这款现象级游戏火遍全球,才让更多人把目光投向山西,真正读懂“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的分量。
山西寺观壁画的独特价值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全国26万余处古建筑里,山西占了28640处,稳居第一;在2165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古建筑中,山西也同样领跑。与之匹配的是,山西还保存着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序列最完整、题材最丰富、艺术水准最高的古代寺观壁画。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壁画总面积达27000平方米,占全国寺观壁画遗存总量的70%以上。这些看似零散分布在山间的艺术遗珠,其实横跨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像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纽带,串起了千年岁月,承载着世代人的信仰与期盼。后世的我们得以从那些灵动的线条、绚丽的色彩里,瞥见当年山西的风土人情、文化风尚和社会思潮。
可惜的是,三晋大地上这些“地上”珍宝,大多藏在乡野古刹里,躲在交通不便的村落中,常年面临着气候变化、建筑坍塌、研究力量不足等威胁,保存状况让人揪心。尽管国家和地方一直在想办法保护,但这么大面积的壁画,保护工作始终挑战重重。这些年山西成了旅游大省,寺观、壁画、彩塑逐渐被更多人看见,可这和它们的历史地位、艺术成就比起来,还差得远。《地上看山西:中国古代寺观传世壁画》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一来,山西寺观壁画的研究和图像整理一直不够充分,27000平方米的丹青壁面,对应的数据库、图册却少得可怜;二来,宣传普及也跟不上,已出版的书要么太专业,要么只是纯欣赏的画册,很难让读者真正走进这片艺术天地。 相比之下,《地上看山西》既有完整介绍山西寺观壁画的长文,又用约600张高清图片,把那些传世壁画的美实实在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该书的主编杨平及出版方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从山西省11个市中精选了唐代至清代的34处寺观壁画,以地理位置为逻辑线串联,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相对完整且系统的寺观壁画历史长卷。这段丹青画卷不仅直观展现了千百年间艺术特征的流变,更记录着农耕时代的祈祷、市井百工的热闹,承载着世世代代当地人的信仰追求、文明基因与人间烟火气。该书共600多页,采用大8开开本的超大尺寸制作,让画面的每一笔每一画都无比清晰,堪称一场视觉盛宴。
寺观壁画早期的兴起与发展
壁画,即绘制在建筑墙面上的绘画,是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最古老的绘画门类之一。远古时期,人们多居住在洞穴中,壁画便多画在岩石墙壁上;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与建筑技术的成熟,壁画逐渐出现在统治阶级的宫殿、宅邸及达官贵人的墓室中,由此也形成了宫廷壁画与墓室壁画两种细分门类。后来,本土宗教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壁画开始广泛绘制于寺庙之中,寺观壁画便与宫廷壁画、墓室壁画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壁画最重要的三个类别。
实际上,我国古代壁画的大规模发展,与道教的兴盛及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汉武帝令画工在宫中绘制天地、鬼神图像,开启了我国道教主题壁画的先河。孝桓帝派人在陈国苦县(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修建的老子庙,是我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道教寺观。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原地区。《魏书·释老志》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其中提到的白马寺,便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寺观数量达到顶峰。鼎盛之时,全国有大型寺庙4600余所,中小型寺庙数量超4万,几乎每座寺庙都有彩塑和壁画。当时最受推崇的大画家之一顾恺之,曾在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的瓦官寺绘制维摩诘像,引得信徒纷纷瞻仰;“画圣”吴道子在西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东京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绘制的壁画,总面积约2700平方米。由此可见,寺观壁画的艺术性越来越受时人看重,也涌现出大批受人尊敬的壁画大师。
然而,晚唐“唐武宗灭佛”事件摧毁了全国众多佛寺建筑,寺内的彩塑、壁画也随之荡然无存。如今我国仅存一处唐代寺观壁画,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内——这也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古代寺观壁画,其风格与形制和敦煌壁画一脉相承、交相辉映。 五代十国时期,地方政权割据,社会局势动荡,寺观建造数量及壁画绘制规模虽不及唐朝,却仍相当可观。比如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龙兴寺就绘有200余幅场面宏大的壁画。这一时期,大部分知名画家都潜心创作过寺观壁画,技艺冠绝一时,荆浩、赵德玄、王仁寿等人便是代表。可惜的是,和唐代寺观壁画一样,留存至今的五代时期寺观及壁画十分稀少,仅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大云院一处。
宋代以来,帝王崇佛敬道,大力兴建寺庙:宋太祖赵匡胤重修损毁造像,宋太宗赵炅建造开宝寺,宋真宗赵恒修缮相国寺、修建惠明寺舍利塔与峨眉山普贤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兴建寺观与绘制壁画的行为,起到了稳定人心、慰藉民生的作用。山西的民间信仰氛围尤为浓厚,这一时期诞生了一大批寺观壁画精品。除佛教故事外,社会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繁荣,还让本土化、世俗化的生活场景成为寺观壁画的内容,画面愈发生动多元。比如山西晋城开化寺的大雄宝殿内,藏有全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北宋寺观壁画:三尊主佛四周绘满各类经变故事及大量世俗生活场景,细节中处处透露着宋代的社会面貌与民俗风情;两者间以云纹为界,比例恰到好处,巧妙的构图使佛、俗两界分而不离,被不少学者誉为“壁上版《清明上河图》”。
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人画也盛行起来。文人士大夫重水墨而轻彩绘,重卷轴而轻壁画,壁画的绘制主体渐渐从名家转向民间画师。这些画师多被称为“工匠”“画匠”,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名字也不会载入画史;还有部分画师接受委托完成绘制后拒绝署名,以致千百平方米的精美壁画作品被历史湮没,鲜为人知。 辽由契丹族在北方建立,其寺观建筑风格、壁画风采和宋大不相同,多以宏伟著称,气势磅礴。现存古寺观有山西省大同市的华严寺、善化寺、觉山寺,以及山西省朔州市的佛宫寺等,而当时的壁画仅留存于觉山寺与佛宫寺内。也正因此,梁思成曾提出“辽承唐风”的观点。金的风格又与辽大相径庭。据记载,金代初期曾大量调用中原地区的画匠绘制寺观壁画,目前我们能在山西省朔州市的佛宫寺、崇福寺和忻州市的岩山寺看到遗存。其中,岩山寺文殊殿内的金代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画面宽阔舒朗、气韵古朴壮观,西壁绘有佛传故事与城市生活,细节疏密有致;东壁绘有讲法与经变故事,殿宇轩昂,楼台林立。虽有部分损毁,但这些壁画仍与永乐宫壁画齐名,并称“南北双珠”,被学者誉为“金代寺观壁画的扛鼎之作”“亚洲第一寺观壁画”等。这也是少见的有画师署名的壁画作品——出自时年68岁的宫廷画师王逵之手。
元代壁画的三重世界与明清余韵
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元史·卷十六》记载,元代的佛寺遍布全国,数量超过4万座。历经千年风雨,山西省保存下来的元代寺观建筑有350多座,壁画面积约1800平方米,我们熟知的永乐宫三清殿壁画,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该书将元代壁画划分为三类,一是水陆壁画。水陆壁画的原型源于佛教的水陆法会。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水陆壁画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青龙寺的腰殿,四壁120余平方米的壁面上绘有320多尊神祇,共分三层。儒、释、道三教人物汇聚,内容丰富,排列有序,名目繁多;神祇的装束、造型、性格各异,线条含蓄流畅,人物神态跃然“壁”上。 二是道教壁画。晋南地区是道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相传道教祖师之一吕洞宾(号纯阳子)的家乡就在山西省芮城县,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的永乐宫便是为纪念他而建。永乐宫元代壁画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其中三清殿的“朝元图”达400平方米,展现了道教诸神朝拜元始天尊的场景,共绘289尊神祇。这些神祇衣衫飘举,神态毕现,场面开阔浩大,气氛庄严清净,是我国古代道教壁画中的杰作,代表了元代壁画艺术的巅峰。三是民间风俗壁画。受人委托或是宗教信仰固然是激励画师创作的主要动力,但他们的现实生活、社会经历、审美追求仍或多或少体现在壁画作品中。比如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水神庙,明应王殿内绘有超过200平方米的壁画,内容包括元杂剧、看戏、下棋、祈雨、行雨、捶丸运动、鉴宝、卖鱼等。画面充满生活情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民间习俗、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建筑形式等,为后人研究元代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到了明清时期,民众对宗教的热情不如前朝,因此有些观点认为这是壁画艺术的衰败期。但实际上,统治者仍大兴寺观建筑,山西留存的明代寺观及寺观壁画数量极多,精品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大同市浑源县永安寺,其传法正宗殿内的十大明王像形象摄人心魄,色泽绚丽,刻画细致;吕梁市汾阳市后土圣母庙,圣母殿内壁画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圣母的后宫起居、出宫巡幸等场面,壮阔恢宏,仙气缭绕,富丽堂皇。
至于清代壁画,山西同样不乏佳作。例如大同市华严寺,大雄宝殿内绘有超过900平方米的佛教故事,画面中有5000余尊人物,工笔重彩,沥粉贴金,构成一幅壮观的佛教艺术画卷;再如大同市广灵县水神堂,百工社内东西两壁共有40幅“百工图”,详尽展示了清代手工业者的劳动场景与市井生活,医诊人、泥塑人、石匠、熟铁匠、漆匠、锡匠、制帽匠等形象栩栩如生。
山西寺观壁画如同一部取之不尽的百科全书,宗教、社会、建筑、娱乐等内容,都能在画面中找到踪迹。在壁画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衣袂、一尊神祇、一处场景,更得以注视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先辈,得以瞥见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史诗长卷。《地上看山西:中国古代寺观传世壁画》为我们递上了一把认识山西寺观壁画艺术的钥匙。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系列图书出版,让这些蒙尘的中华民族艺术瑰宝从历史的尘封中走出,走向时代的聚光灯下,重新散发出更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