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先生的《白居易十讲》以白居易的生平经历为线索，循序渐进地梳理了他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轨迹，并穿插对其同期经典诗作，如《长恨歌》《琵琶行》的专门解读，深入剖析了白居易对社会、仕宦与生活的态度。此外，该书还重点评述了元稹与白居易之间深厚的友谊。 初读之下，这种以生平为脉络的结构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但要真正将白居易讲得透彻明了且不失个性，绝非易事；若再加上生动有趣的文风要求，则更属难上加难。就好比众人对白居易名与字的认知，大多数读者或许都听过“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典故，但未必知晓“居易”二字出自《礼记·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乐天”则源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这些细节的补充，自然能引导读者去探寻那些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知识盲区。细读之后便会发现，该书至少有三个显著特色，值得细细品读。

文本解读的范例

该书是“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因此针对白居易及其文学创作中诸多专门问题，如白居易的家世、《长恨歌》中杨贵妃的册封环节，该书或仅作扼要之指引，或加以整体之概述，从而避免枝蔓，将笔墨集中在文本的解读上，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照顾了普通的读者。作者在分析了《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皇重色”后，又顺便提到：“《长恨歌》后半部分写到方士寻觅杨贵妃的魂魄一事，也与李夫人死后，汉武帝令方士寻觅李夫人的魂魄的传说有关。”这些细节与《长恨歌》的文本丝丝相扣，但也是读者最容易忽略的。再比如“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一语，后人对此众说纷纭。在有些学者看来，长生殿位于骊山的华清宫内，是一座祭祀神灵的宫殿，唐玄宗和杨贵妃不应在此互诉衷情，并且唐玄宗一般都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才去华清宫避寒，这与“七月七日”的时间不吻合。这种考据式的解读，往往会使“人间好诗”变得索然无味。该书从文学的角度思考，认为“谈情说爱总是絮絮叨叨，永不厌烦”，所以李、杨二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海誓山盟”，而不是像条约一样只签订一次。这种解读将诗歌立足于艺术之真实，而非僵硬的考据求证，从而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再比如甘露事变发生后，正在游览香山寺的白居易在震惊之余写下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诗，该书用了足足6页进行阐释，尤其对“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进行了丝丝入扣的解读。文章在解释“白首同归”指石崇、潘岳二人的金石之交后，从“同归”二字着手，分析了白居易所指绝非王涯一人，然后又从甘露事变中罹祸的贾餗、舒元舆等人与白居易的亲密关系出发，有力地驳斥了章惇所认为的“几同幸祸”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讲到白居易讽谕诗时，对唐代宦官专权的问题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于是在讲解此诗所涉及的甘露事变时，便已有了充分的铺垫，不但便于读者理解此诗，而且与白居易“中隐”的仕宦态度融为一体，行文交畅旁达、流通自在。

严肃活泼的文风

虽然该书着重解读的《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众人耳熟能详的篇目，但具体讲解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力求有理有据、深入浅出。比如在论证“《长恨歌》的第一主题：爱情”时，除了从艺术角度分析全诗“最用力”“最出色”的部分，还采用了最原始也最具说服力的数据统计法，通过对比《长恨歌》四大段文字中爱情描写的篇幅多寡，最终得出“从全诗篇幅分配来看，白居易显然更重视爱情主题”的结论，可谓单刀直入、切中要害。从这一点来看，回归并还原被人为复杂化的事物本真，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 再如书中对《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一语中品服问题的探讨。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五品官阶的江州司马本可穿浅绯色官服，唯有八品、九品官员才穿深青、浅青色官服，为何白居易会“青衫湿”？该书经考证认为，唐代官员服色依据的是“阶官”，而非“职事官”：江州司马虽为五品职事官，但白居易当时的阶官是从九品下的“将仕郎”，级别几乎是最低的，因此自然该着青衫。这种基于文献记载的严谨解读，既让白诗更具历史厚重感，又将读者容易忽略的细节专门拎出剖析，往往能让人耳目一新。

《白居易十讲》中还有一处活泼轻松的行文值得一提，那便是对元稹与白居易情感世界的剖析。书中第一次提及白居易与湘灵的情感故事，主要是为了论述白居易“深于情”的特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必要条件，还详细解读了湘灵以“锦表绣为里”的鞋子寄托情感的细节。第二次提及湘灵，则是为了与元稹自传体小说《莺莺传》中的莺莺相对比，通过解读白诗《潜别离》与元稹《离思》组诗，认为“元稹即使不算是‘薄幸’，至少可说是不如白居易那样一往情深”。这些讲解既源于元、白二人的诗作原文，又贴合读者兴趣，尤其是解读元稹“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时，行文轻松幽默却又合情合理，在经典解读与普及传播之间实现了平衡。

经典流传的密码

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言：“高超的艺术水准会使读者由衷钦佩，但不能使读者深受感动。感动读者的唯一因素只能是作品中蕴含的情感。”（第五讲《〈琵琶行〉为何感动我们》）事实上，好的作品之所以能持续打动读者，除了作品本身蕴含的情感，更离不开后世读者在解读与传播过程中所倾注的纯真深挚之情。唯有如此，情感传递的链条才能延续，经典作品方能流芳百世。

“深于情”的白居易，其情感抒发从不局限于爱情、亲情、友情，更涵盖了广义上的仁爱之心，而其中最鲜明、最重要的，便是对人间正道沧桑的关切。也就是说，唯有秉持正论，方能真正打动人心。该书第四讲围绕“白居易对社会的关切”展开，重点论述了他的讽谕诗。这类作品虽为白居易本人极度重视，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人们已更偏爱其闲适、感伤类诗作，后世读者亦是如此。因此，该书为讽谕诗设专章探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文学层面来看，讽谕诗的艺术性虽不及闲适诗与感伤诗，但它的价值在于批判之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例如，白居易在《道州民》中赞颂道州刺史阳城停止向朝廷进贡矮奴的德政，这正是他“深于情”的生动体现。若非如此，换作冷漠无情的统治者，又怎能体会到下层人民“父兄子弟始相保”的欣慰与喜悦？“深于情”不仅是白居易的性情流露，更是该书核心的情感价值取向。唯有深爱人间、坚守正道的读者，才能与白居易惺惺相惜、引为知己；也正因如此，对《立碑》《买花》等讽谕诗的解读与重温，才不会因年代久远而使其丧失生命力。

《白居易十讲》的文字衔接流畅自然、恰到好处。全书不仅囊括了有关白居易的题中应有之义，更难能可贵的是，字里行间处处彰显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呵护，展现出作者本人谦谦温润的君子之德和刚毅近仁的学者风采。

（作者系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