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热点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论研究一个时间段的走向和思路，其中学者所抱持的观点既可能是理论推进的体现，也可能是理论病灶的症候。本文对当前文艺热点进行聚焦，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新中国60年文艺理论发展回顾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对60年来文论发展的回顾和总结是年度热点之一。2009年4月26—29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扬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回顾与展望：共和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对新中国60年文学研究历程进行回顾、评价和反思。杨义认为，60年的学术研究中，前30年主要是建立国家的学术体制，探索学术发展方向，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后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学术研究在规模、形态、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以往。陈军认为，新中国以来文论教材中文学分类术语问题设置大致经历了“苏化—本土化—西化”的发展历程，大抵对应于“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至今”三个时段。（《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童庆炳在《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一文中主张，新中国60年，文论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是两种倾向、两种话语并存时期。其中，主导倾向是文艺从属于政治；非主导倾向是对人与人性的呼唤，对艺术规律的探求。“文革”十年（1966—1976）是极左意识形态霸权的文学理论话语时期，主要内容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革命样板戏”及其理论。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9）是文论转型与发展时期，这三十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反思阶段（1978—1984）、追求文论自主性阶段（1985—1990）和综合创新阶段（1991—2007）。

在论文《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六十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中，董学文对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化。他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演进与变迁充分昭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是一条最清晰的线索，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发展和创新的主题。文章既检视了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发展的斐然成就（包括马列文论资料的翻译、整理和汇编，马列文论的专题研究、教材编写，“西马”文艺学和美学思想研究等），又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欠（包括忽视中国化和泛中国化，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泛马克思主义化，误读和曲解基本概念等）。

聚焦文艺批评

对文艺批评本身的关注、评论和研究是2009年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不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研究》等报刊刊登了许多文章，而且学术界也召开了专门研讨会，对文艺批评问题进行探讨。

2009年9月18日，由《文艺报》主办的“新中国文艺评论60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回顾和总结60年来文艺评论成就和经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文艺批评。陈建功指出，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引领文艺发展进步，是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文艺评论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识历史、观察社会、分析问题、评价作品，实现科学理论指导与崇高学术追求有机统一。杨志今认为，充分发挥文艺评论作用，要共同营造一种健康说理、平等争鸣的评论环境；要自觉应对市场新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文艺评论的理论和方法；还要不断提高应用新媒体的能力，增强文艺评论传播力。

由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江西师大文学院及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批评”学术研讨会于10月16—18日在南昌召开。与会学者吴元迈指出，当下文艺批评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第一，不应紧盯西方文艺批评，而应继承和发展中国文艺批评优良传统。第二，面对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模式和浪潮，不能一味复制追赶，而要吸收借鉴、合理融合。第三，文艺批评要坚持美学和历史观点，也要坚持批评多样化原则。第四，文艺批评要科学面对20世纪批评理论。第五，要克服友情批评。陆贵山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最高价值理想，是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文艺理论与批评要体现社会历史价值和人的价值，表现社会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陈飞龙认为，文艺批评创新应着重三个方面：一是立足综合，二是问题意识，三是关注现实。（《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刊登了一组专门研究文艺批评的论文。白烨在论文中阐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学批评，遇到了少有的新境遇与新挑战。文学批评在专业批评之外，发展出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批评的问题不只是批评本身的，还是文学的、文化的和社会的问题。谢有顺认为，文学批评的根本危机在于批评主体的贫乏。批评作为一种专业，它一旦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成了一种单一的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或者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某种道德决断，那其衰微也就不值得同情了。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精神生活，以对话方式，参与文学世界建构，昭示一种人性存在。

文艺本质研究重审

将文艺本质研究加温成本年度文论研究热点的，是《文艺争鸣》2009年第3、5、7、9、11期刊发的近20篇文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讨论的文章。

吴炫主张以“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对文学的本质和反本质主义理解。在文学性的理解上，他坚持应从“本质性”走向“程度性”，认为应以“好的文学”这个程度性问题来统摄“是不是文学”这一本质性问题。在文学作品的把握上，吴炫认为应从“意识形态”走向“体验形态”。他指出，文学在作为“服务意识形态”的“承载”性质存在时，总体是从属“意识形态”的，而在文学达到了较高“文学性”时，就“穿越了意识形态”进入难以观念化把握的“体验形态”，这既可以解释创造程度很弱的、平庸的、工具化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解释创造程度很高的经典文学作品。（《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南帆等学者提出以“关系主义”取代“本质主义”，他们认为：“‘本质主义’通常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指向一个终极的惟一答案；关系主义通常是历史的，多维度的，不断地扩张和转移的。站在如此的十字路口，我们的选择不言而喻。”（《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王晓华认为，在超越了本质论的本质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之后，我们只能走向实质多元主义理论建构，并在实质多元主义理论建构中寻找确定性。他称，之所以要引入实质多元主义这个暂时性命名，是为了表达这样的行动意向：对任何已有和新生的文论体系，都要看它是否承认自己是多元中的一元；以为一元可以涵盖、代表、统摄他元的文论都会妨碍对话和共生，属于告别而非竞争的对象；谦逊是进入对话和共生场域的通行证，无人天然地有资格以共同体身份说话。（《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陶东风认为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去？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商谈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这有点类似于罗蒂说的，实用主义要用‘政治问题代替认识论问题’，因为实用主义关心的不是关于真理的绝对客观标准，而是真理建立在什么样的信念和愿望之上。”（《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

董学文、陈诚以一篇题为《“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以下简称“董文”）的文章，揭开了本年度“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帷幕。嗣后，《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分别发表朱立元商榷文章（以下简称“朱文”，后篇与刘旭光合写）。《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也各刊发一组文章加入探讨。

“董文”认为，科学的本体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扭曲，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再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生造出所谓“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实践观和本体论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本体论，有着严重的理论失误。而“朱文”则以为，马克思一开始就对实践作广义理解，他从来没有将实践含义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劳动，而是认为实践还包含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人的现实活动，以及艺术、审美和科学研究等精神生产劳动。马克思的实践观不但包含着存在论内涵，而且他的与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还为现代存在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实践存在论”美学，正是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固有的存在论思想及其与实践观的结合为理论基础的。

2009年11月29日，由太湖文化论坛美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哲学和美学、文艺学本体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围绕“实践本体论”展开讨论。黄楠森指出，实践本体论虽然没有直接把心灵、精神看成世界本体或世界统一的基础，但由于实践总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同样是承认了心灵、精神是世界的本体或世界统一的基础，与唯心主义基本上一致。田心铭认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实践具有本体性意义，但并非就是世界本体。董学文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根本缺欠不只在于它对实践概念的泛化理解，更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主义化了，把马克思的实践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美学海德格尔化了。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马克思的“实践”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这两个概念，都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把这两个哲学内涵和学理意义相互抵触的范畴生硬拼接起来，只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