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未民在《写在当代文学研究边上的问号》（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说的“当代文学”其实包含两种。一是我们认定的过去时态的“当代文学”，具有过去时态的历史性，当然也具有当代性，就像艾略特所说的传统的“当代性”一样；二是现在时态的当代文学，具有现在时态的当下性，当然也具有历史性，而这个历史性却是历史合力下作用的现实，永远不会是无根无源的，今天它最直接的根源就是1949。但我们现今的“当代文学”把两种当代文学混在一起，缺少辨析、辩证和辩论，诸多“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要么将过去时态的历史“批评化”，非历史化地、意识形态化地加以重评、重写；要么急于将现在时态的历史(当代)固定化、历史化、学院化，而似乎忘却了它所面对的对象正是或主要是“批评”的对象，忽略了它的实践性和实用性、介入性。如此，臧否历史不能说不有些轻率，而对正在演进中的当代则过早地企图给予历史性的臧否，或过早地知识化、文学史化，而脱节于当代文学实践，失于文学批评的法度和职责，近年来当代文学领域强大的历史化倾向和弱化批评倾向，难道不正是这种缺乏对“当代”概念的明辨而导致的方法论上的混淆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