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当代文学史著。它既没有拘泥于既成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视阈，也没有陷入到纯审美化的窠臼之中，而是以文学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圭臬，既具有独立的文学品格，又有着深刻的学理剖析，这使其成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一部具有探索性的力作。

首先，该书反思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历史叙述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付诸实践，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理念的更新递嬗提供了理论范本。张志忠认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历史的叙述和叙述的历史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60年》一书对此难题的理解并没有局限在“主流政治模式——民间自由模式”的二元对立之中，而是将当代文学发展的主体模式概括为“政治制约、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的互补”。不再将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理路概括为一体化、多元化或者其它二元对立的发展模式，而是从总体观察制约当代文学发展的多重因子入手，以政治制约、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的互补发展为主线，具有很强的涵盖性。该书还采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观，在处理具体作家作品时不再以单一的理念为中心，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创作实际入手，通过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要因素——政治和审美的重新观照来书写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

其次，该书没有像传统的当代文学史那样以思潮为核心，通过以史带论的模式来叙述文学发展，而是以作家论为核心，从作家和作品鉴赏的层次上来展开文学史叙述。该书第九章“进入黄金时代的小说”，仅用一章的篇幅，就具体分析了新时期以来将近40位重要作家的作品。如此大量的作家作品分析，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是很少见的。本书对一些长期被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以及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诸多新兴文学领域，也给予了足够细致认真的阐述分析。例如，第十二章“李碧华的奇情小说和影视文学创作”、“王家卫及其光影怀旧”和第十四章“罗大佑：‘滚滚红尘’中的绵绵情思”，第十五章“‘80后’文学的创作潮流”等等。从这里不难看出，该书不但密切关注当下出现的新兴的文学现象，而且还通过对复杂多元的文学现象的深入分析，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内涵。

再次，该书鲜明地提出当代文学发展中“大陆与台港澳文学的并生与互动”，肯定了大陆和台港澳文学共同的文学资源和时空语境的趋同性。对此，书中这样表述：“就文学资源而言，大陆和台港澳地区所共同面对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和20世纪前半叶的新文学的成果。”与以往文学史不同的是，该书并没有将台港澳文学作为大陆文学传统的附庸，而将其作为和大陆文学并生互动的重要文学领域。这体现出著者文学史观的进步和发展。在对台港澳文学的论述中，该书还指出，在具体的文学潮流和创作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上，大陆与台港澳也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其深层原因是：“虽然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各自政治环境和地域特色各有不同，却必须共同面对中华民族上下求索、迈向现代性进程中的精神困惑和时代命题。”第十一章“台湾当代文学”、第十二章“香港和澳门的文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创作思潮的深入分析，仔细阐述了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如何实现并生与互动。如“东西合璧的李安电影”，通过对李安电影及其文化效应的分析，着力阐明李安电影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的积淀。这正体现出大陆与台港澳文学发展中共生互动的鲜活状态。

最后，该书对当代文学发展主潮的认定，具有高瞻远瞩的集大成性。该书认为：“纵观6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当代大陆文学的主潮是什么？这就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认同。”这一论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切中肯綮的概括。因为这样的概括从20世纪以来现代性的整体运转前进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超越了二元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其后盛行的纯审美观念对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认知阈限。编者认为，社会语境的嬗变和文学创作环境的改变，根源于复兴国家民族的强烈愿望及其实践。以此为基点，编者深刻阐释了当代文学发展当中诸多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深刻历史动因。如对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时代的分析，该书就指出“理想主义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前者是天回地转、希望重生的时代转折；后者是满目苍凉、百废待兴的困难局势。”由此不难看出，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其实都是伴随着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历史认同及其想象，也就是通过对现代化图景进行文学化阐释并且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想象熔铸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体精神之中。从这一点来看，该书已经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及其60年发展历程，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庆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