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呈现了异常复杂的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如何走出历史与观念的迷雾，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中国文学在外来文学的影响下吸纳、排斥、调整、转化、变异与自我创造的过程，进而探索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纠葛的历史进程，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核心要义之一。上世纪90年代，范伯群、朱栋霖先生曾领衔完成《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备受学界注目与好评，被誉为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研究格局的重要著作。而今由朱栋霖教授主编的续著《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实在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学术大事。新书煌煌百余万言，史论结合，纵论中西，笔走亚欧，站在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化立场上，对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30年来更加多元复杂的中外文学关系史展开系统研究。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复杂背景中，全面梳理和审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生成与艺术发展，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的历史面貌和深层文化肌理。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30年以来，中国文学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存在，而是不断地处于中外交流互渗、参照比较、借鉴吸纳的过程中。哪怕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文化政策的规约中，具有鲜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文学，依然是在国际性的左翼文化文学潮流中展开的，依然创造和探索着一种特殊形态的与世界对话的民族文学样式。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所有重要的艺术观念变化与探索，也包括思想文化意识上的种种突破，都不能离开外来思想文化潮流与文学经验的影响，有时甚至还是一种直接的模仿、呼应与追赶。无论80年代的伤痕和反思、先锋和寻根，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纷繁异常的个人化、欲望化与消费化；无论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持续求索，还是生命感官的释放张扬，以及形式结构乃至思维方式的求新求变，都是在开放时代的多元文化碰撞、多样文学交流中展开的。在这样的进行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有过形形色色的迷失，但也切实地努力着转化与再创造。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就是在前所未有的中国向世界敞开、同时也主动走向世界的宏大变革中，通过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交流，走出自我迷失，实现自我创新，把自我融入世界的历史。因此，梳理中外文学关系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必须要挑战的学术课题，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治史应该贯彻的学术方法与思路。《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所做的工作，就是以新时代中国学者的开放胸襟和学院派的严谨学风，客观冷静且又全面深入地总结、清理和反思在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中所形成的中国文学的当代经验，采用一种与历史本身相呼应的学术方法探索新的当代文学史编撰形式，突破既有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格局。在这一次发掘和重审历史的学术开拓中，无论经验的阐发，还是思想的创新，都将对已经踏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以重要的理论启示。

由于现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历史特殊性，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开展中国文学史研究，研究者所持的文化立场往往是至为重要的。这不仅反映着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也最终联系着研究成果的价值生成。《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绪论”开宗明义地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回应外来文学影响时的主体自我创造与对本土文学的建构，是我们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的问题。”这种以我为主的学术自觉，与那种在“西学东渐”浪潮中把比较研究等同于对照比附的习惯思维截然不同。这也是朱栋霖等学者一贯的立场与追求。早在研究“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时，他就致力于研究在本土文化主体的主导性作用下，中国文学是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因此，在《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一书中，围绕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叙述学、荒诞派、表现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等文学思潮，以及卡夫卡、劳伦斯、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作家理论家，在传播史的细致扎实的梳理中，朱栋霖及其研究团队特别注重对中国本土接受语境的考察，注重探析热闹纷繁的外来文化景观中的“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创作主体、创作现象的具体研究，揭示其中复杂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变异以及再创造关系。这种研究不是将中国文学视为西方文学的翻版，不是将异常丰富而又独特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简化为西方理论思潮的注脚，乃是要发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学术声音。这种学术追求也体现在研究体系的设计中。全书特辟专编讨论“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探索士的精神在近30年文学中从张扬到淡化的复杂流变，并以相当清醒和冷静的学术态度提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现实问题：“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如果说，开放性的本土文化立场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提供了一个幅面开阔的文化话语空间，而贯穿其中的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观和文学史观，则实现了其对50年来复杂中国文学经验的纵深透视，也形成了全书的文学史论体系和审美价值系统的严整性。而且，正是由于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的发现”的全面深入阐释，使得文化的本土性与文学审美的历史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研究者的本土文化立场真正落实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经验中。

朱栋霖提出：“什么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和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一句话，就是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和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和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朱栋霖在长期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提炼出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够不断被激活和丰富的文学史观念，也成为他开展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构成了把握复杂多元的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汇通之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中外文学交流的复杂背景下，既深入系统地思考人的观念如何历史而审美地体现在文学主题、文学人物、文体形式以及叙述抒情方式的发展变化之中，又努力透视50年来中国文学在接纳吸收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如何立足本土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愫、欲望与追求、生态与心态的艺术经验。不因思想的探索而忽略审美的丰富，也不在艺术具象的解析中冲淡理论的含量，实现了文化立场与文学意识的历史对接。

在当下中国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环境中，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如何进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叙述，“上帝死了”“力比多”“人的荒诞性”“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人的异化”如何渗透和改铸着中国作家对于“人”的发现与表现，对于人的非理性生命、潜意识存在的思考如何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当代表达，黑色幽默文学所标榜的反英雄性和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文化属性的重视与强调以及对人的文化自立与价值主体意识的重新呼唤，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世俗性的、欲望消费的、消解主体性的人的观念以及叙述学背后的普遍的人、抽象的人、模式化的人，此外还有女性主义、基督教文化等等都围绕着“人的发现”这一文学本质论观念、文学史观念与比较文学研究核心方法论展开。而这些又并非仅仅是在思想层面展开，研究者注重从文学现象的具体出发，特别强调对于人学观与艺术观的缝隙、形式与意义的落差、手法借鉴与思想转化的关系的研究。诸如西方叙述学形式移植背后人的观念的“错位对接”，90年代小说后现代主义历史叙述背后的复杂性，布莱希特与中国新剧探索的关系等，都体现出强烈而自觉的文学本体关注和文化批判意识。

在宏阔的学术视野中，《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重要突破，其中的多项专题都富有开创性学术价值。比如八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就是一个全新的有价值的学术生长点。书中全面系统地挖掘出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书写形态与精神价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建构起了解读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框架，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探究的空间。此外，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与八九十年代小说，川端康成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新感觉”写作，村上春树与九十年代都市小说等，也都是颇具学术价值的开拓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