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性格之中有一种偏执：做事非要觉出情趣来才肯去做，也才做得深入持久。现虽年逾不惑，这一点上却还是惑之甚深，丝毫不见从中超拔出来的迹象。回首往事，至今坚持下来的，举如文学、围棋、京戏、电脑，无一不是为情所驱，因趣而往。据说这属于小儿的幼稚性情，为伟大人物所不取——但伟大人物究竟是凤毛麟角，我们倒不必因为望不到其项背而惴惴自责。

小时候不喜欢理科功课，主要是感觉不到情趣。老师仿佛也暗中赞同我这感受，至少并未试图引导我们去发现这几门课的情趣，只是让我们记定理、做演算，在我们的解答旁边打勾或叉，注明减5分、0.5分之类……十几年中小学都是这么过来的，等到考完大学，我终于松了口气，将数学课本完全像敲门砖一样扔到一边，去念我的中文系了——以后的岁月，当初苦学了十几年的数学，除了四则运算以外，竟然在我脑子里几乎荡然无存。

话说某年某日，我被要求阅读一本新书并发表一点看法。问何书，被告知是一本以小说方式敷叙的数学史；赶紧据实告曰：“本人数学实在……”推谢者三，对方却坚说：“先看看，先看看吧。”既如此，只好“先看看”了。不数日，书到，诚惶诚恐接过来，心想：反正看不了几页的……封面花花绿绿，当中画着一只羽毛艳丽的南美大鹦鹉，瞪着眼珠，气鼓鼓地望着我，它的头顶上印着五个黑亮的大字——《鹦鹉的定理》。定理？我感到太阳穴有点隐隐作痛，好像又回到20多年前的数学课堂上。

我承认，较之于一般题材的长篇小说，阅读《鹦鹉的定理》对我来说还是稍感吃力一些——毕竟这么多年我的数学知识差不多已一骨脑儿还给了老师。但整个情况，比预料的不知好多少倍——书中的数学内容不仅没有让我昏昏欲睡，事实上，我简直有点被它们迷住了。书卷甫掩，我心中忽然涌起一股伤感来：可叹自己一直活到四十多岁，才头一次觉察数学原来是好玩和妙趣横生的事物！

我非常不满意的，是译者或编者竟然没有提供作者的具体情况的介绍。我们只知道，他（她）是一个法国人，名叫德尼·盖之。这样的名字，似乎属于一个男性，但我总觉得作者像是一位女性，文笔那么平和文雅，口吻那么亲切温存，心地那么细腻体贴，天然有一种视此书读者为自己无知的需要引导的孩子一般的胸怀，而自读者这方来看，阅读此书也颇仿佛小的时候，被祖母温慈的臂膀环绕着，在她怀中听着星星的故事。

一直以为是枯燥和缺乏“人情味”的数学，到法国人那儿，怎么就讲得这样温暖如春？这似乎不单单是一种“方法”上的优劣，在德尼·盖之的笔尖，我除了读到数学，更读出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与我们惯常理解的“自然科学”概念不一样的是，这位法国数学学者有一双充满爱意的眼睛，他（她）不仅把这样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读者，也是用这样的目光打量数学的。在这目光中，数学跟好奇心、游戏、迷宫、侦探小说情节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好玩，让人着迷、惊讶和快乐，是我们最朴实最天真的童心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以及相关知识传输和教育上，法国人和我们的观念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至今，我们恐怕都没有意识到差距在于观念。我们仍然以为我们的不足和问题出在方式上，以为方式的转换——例如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便可以解救我们中小学教育的危机。那么，读读《鹦鹉的定理》吧，读了以后就会知道，只要观念上没有彻底更易，在我们这里就不会有人想出德尼·盖之那绝妙的形象化数学教育——例如，书中这样描写三兄妹：老大饶纳“他身材不厚，但较宽，胸部就像16：9的屏幕。欧几里得会说他是‘面积’。因为他‘只有长度和宽度’。”他的双胞胎妹妹蕾雅“短发，下牛仔，上茄克……她身材纤细，线条优雅。欧几里得会说她是‘只有长度，没有宽度’。”老三麦科思“身材圆圆的，前额宽宽的……肌肉之发达与年龄相比令人吃惊。……欧几里得呢？他会怎样说麦科思？嗯……他会说麦科思是个个体。他不是‘既有长度，又有宽度，又有厚度’吗？所以，是体。而且还是空间立体的‘体’。”我初见这种笔墨时，大为骇然：原来数学也可以这样讲述的！那么准确、生动，而且直抵本质。有人可能以为，只是涉及比较初级的数学知识时才可以这样，但实际上《鹦鹉的定理》全书都以这种笔法写成，甚至后来讲到哥德巴赫猜想时依然如此。之能如此，作者思路的阔达、超脱、机智是一个原因，但根本而言，是其观念所定；这种观念，不把数理学科看成与人割裂的抽象物，相反，指认它们完完全全来源于生活，内在于生活，就是我们日常世界的一分子一方面。

我甚至感慨，这并不很厚的一本书带给我的对数学的认识，比从前吭吭哧哧学了十几年、做了千百道习题加起来还要多。它能引入中国，对现在的孩子们的确是一个福音，但我却在担心究竟有多少孩子有时间有机会去享受它。翻到版权页，发现中文版印了2万册，已算不错（如果都被卖掉）。封面上有一行小字，介绍本书的法文版印了25万册，而法国现有人口5800万，只与我们一个省相仿。这几个数字之间，有一种令人焦虑与汗颜的东西，它所揭示的教育的危机，显然远远超出了数学这么一个特定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