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春节对于我来说都是遥远的。

小时候的日子特别慢，一天一天老也挨不到过年，春节祭祖祈福辟邪的古老含义概不明白，至于岁末出现的猛兽“年”，对于童年的我来说，更像是遥遥企盼的福星。长大了，离家外出独自谋生求学，春节回家要倒许多次车，没有一两天的时间是不够用的。时间的尺度转换为空间，赶车辗转回家的路程，最直接地丈量着春节的距离。下乡的时候，有一年就没有回家，是和一个女友在农场过的。结婚以后，多数春节都要到婆家过，尽管不用倒车，但长途旅行也觉得春节遥远。

走在生命的下坡路上，回望童年的春节，实在有意思。年前就开始准备，和弟弟到车站接远道归来的父亲。随了院子里的大姐姐，到镇子上的小铺买供应的年货。大了一点，独自乘车到城里买无需票证的食品。帮助父母扫房子，拾掇各种年夜饭的原材料。父亲会带回各种礼物，每人一份，还有必不可少的一幅画。他工作的地方，以出年画著名，但是他带回来的画没有传统的题材。记得有一年，是一幅冰雪青松衬托着持枪骑马的战士，而且还是带挂轴的，很是气派。弟弟十分喜欢，高兴得在床上跳来跳去地看不够。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有鱼有肉，有带蛋饺的什锦大锅。只是素淡惯了，吃不了几口，便没有了食欲。或者是为了饭后的玩耍，草草吃点儿，就跑出去玩儿，很对不住父母连日准备的辛劳。弟弟们喜欢放鞭炮，大多是最便宜的小红爆竹，也有牛皮纸卷成的大炮竹，小指粗。小红炮竹响起来如黄豆在锅里炸裂，大炮竹则像电影中的枪声。女孩儿多是凑在一起玩翻绳，以简单的手法勾动一根两头系在一起的棉线绳子，变出各种不同形状的几何造型，并且有相似的名称，诸如丝糕、茅坑等等。也有玩撒棍儿的，把五颜六色的细竹签子戳齐以后，自然撒手散开，用一根相同的竹签，小心挑取搭在上面的，不碰动其它的竹签子则可据为己有。几个人轮流，以得竹签多的人为赢。点上灯笼跑着玩，则是男孩儿女孩儿共同的游戏。印着各种花卉动物图案红黄绿硬皱纹纸，折压成可以伸缩的各种几何形状，以圆筒形居多，也有椭圆的、菱形的。里面插上一只小红蜡烛，小棍儿一挑，有弹性的灯笼就自然垂落，颤颤悠悠地晃动，烛光透过花纸照出一小团儿茸茸的光，也是颤颤悠悠的。排着队跑起来，就有一串儿颤抖着的茸光，在夜色中流动。经常是几条茸光，伴随着“点灯笼喽、点灯笼喽”的齐声叫喊，在房前屋后游走。不时爆发出哭声，便是有孩子摔倒了。如果火光骤起，迅速落地，逐渐熄灭，就是灯笼的纸罩被点着了。大风的除夕夜，这种情况最多。多数年头，一根蜡烛燃完了，喊声也随着茸光的散尽熄灭而平息。一般的家庭，一年只买一个灯笼，孩子多的人家轮流玩儿。所以，仍然以男孩子玩儿的居多。我是一个不会玩儿的孩子，也没有耐性，所有的游戏看着的时候多，不大能参与。点灯笼带给我最大的快乐，是可以欣赏花纸上的图案。就是年过完了，母亲也会把灯笼挂起来，点缀简陋的家。

除了丰盛的年夜饭，我家的春节大概过得要算简单的。院子里的当地人，不上班的主妇们，腊八时，就用醋泡好了蒜瓣，准备初一吃饺子。有的人家把蒜瓣用细竹篾子穿起来，盘在存水的大盘里，蒜芽儿发起来，一盘嫩绿十分喜人，三十晚上，剪下来和肉一起包饺子。把通红的圆萝卜切掉头，挖出里面的肉，盘上蒜瓣，或者放入一棵白菜根，菜芽会发成一棵鲜嫩的小白菜。用绳子穿好挂起来，红是红绿是绿，成为赏心悦目的清供。腊八蒜也从心里往外透着绿，这简直就是春的信息。

守岁是春节从古到今最恒常的内容，而我们家的孩子从来守不住岁，一个比一个能睡。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除了玩一会儿扑克牌以外，很快就东倒西歪地进入了乌有之乡。通常是被母亲唤醒，催促着穿上新衣服，那时候，最高级的衣服是灯芯绒了。然后，一人一碗炒年糕；有的时候，是老家寄来的黄果，是用草木灰泡过的糯米年糕干，用水发开再炒。这也是我们和别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别人家通常是吃饺子。然后，收拾碗筷，把待客的零食摆上，通常是瓜子、花生和水果糖。零食也是在这几天吃得最多，稀罕的是粘牙的糖瓜。拜年的人是走得近的人，彼此相约着挨门挨户地串，除了同事家就是平时为大家服务最多的人。院子里住着一位老校医，平时经常义务为大家打针看病。到他家里拜年的人最多，有的时候，大家还凑一点钱，买一幅画，贴上有贺词的红纸，送到他家里。有一年，送的是京剧《打金枝》的整幅连环画。下午基本上就没有拜年的人了，和母亲上街，沿途可以看到各种年货摊子，有卖年画的，有卖毽子、泥人一类玩具的，还有卖糖葫芦、冻柿子之类时令果品的。一路走下来，被商品的花色搅和得劳累不堪。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小朋友们玩跳皮筋一类游戏了。还有就是听母亲讲闲话，这一天的话题必是老家过年的事情。老家在偏僻的山里，禁忌特别多。过年的时候，不能扫地，怕把财气扫走了；正月初一，不能喝菜汤，否则一年里出门都要遇雨……

成长的过程，是春节的内容不断减少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四旧把所有的节日礼俗都扫荡了。家家最大的差别，就是都以红太阳为年画。经济受到制裁，每年一身的新衣服也免了。没有了拜年一说，桌子上的零食也不必准备了，更不用凑份子送礼。惟一保留的节目，就是年夜饭。母亲仍然殚精竭虑，把这一顿饭做得很像样。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之处，永远以平实的态度对待社会的动荡，尽量维持一家人的饮食水平。吃饭的时候，大家开始用心，因为没有了玩儿的念想。长达10年的岁月，春节的概念就是这阖家团圆的一顿饭。能够凑齐已经不易，有好几个年，人都到不齐。有一年，父亲在乡下插队，母亲回老家省亲，兄妹五个一起张罗年夜饭，竟也摆了一大桌，让来探望的邻居惊异不已。出嫁以后的年就更简单，公公婆婆都是教会学校出身，主的训诲中没有春节一项，过年真正只剩了一顿团圆饭，连年画也免了，打扑克则人手都凑不齐。只是饭后，要包饺子，守岁过凌晨，煮一些充饥，余者冻硬放进布袋，留作每天的饭食。

最冷清的一个春节，是童年的一次，母亲南归，一向节俭的父亲带着我们过年。所有项目全部削减，连那一顿饭也马马虎虎，那个年好像没过。最丰富的一个春节，是70年代末。父亲平反了，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母亲终于从半生的政治阴霾中走出来。团圆饭名副其实，菜肴也格外丰厚，大家都兴高采烈。只是年龄已长，对童年的游戏全无兴致，连放鞭炮也没有人张罗。当时，家在冀西山地，民间节庆的喜乐气氛，从“革命”的恐怖和经济的萧条中复苏，反弹出格外热烈的情绪，村村兴兴头头地搞活动，而且花样翻新争奇斗巧。和妹妹一起，到附近的村子，看农民穿着花布龙袍、家做布鞋唱大戏，看纸做的狮子耍舞，看走旱船、走高跷。回想起连年饥荒结束以后的1964年，我家当时所在的县里庆丰收，正月里的小街上盛况空前，各种秧歌和高跷随着锣鼓徐行小半天。当然，由政府组织动员，比民间自发的要豪华得多，但是没有那里民间的质朴纯粹，带给我的感动记忆至今。现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民俗活动在各地都很普遍，适应旅游的需要不按节令。城市里，每天可以看戏、扭秧歌，春节的热闹好像被淹没在日常的娱乐中。鞭炮禁止了几年，又有限制地开禁，地方戏萧条了一段时间，又火起来占领了各地舞台。加上各种洋式新式的节日层出不穷，连11月11日都是光棍儿节，数着过都过不过来。春节几乎又只剩下那一顿团圆饭了，而且，就是挂画、放炮竹、打扑克，也都物是人非。和童年相异的是，睡眠少了，年年都能守到真正的岁末。我多想像童年那样，早早沉入乌有之乡，和隔世的亲人吃一顿饭，哪怕是黄粱一现，马马虎虎也是天大的福气。

哦，遥远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