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的“创新”，主要不在于比自身的既往提供了何种“新意”，而在于它能否立足前沿、跻身高端去拓辟“新地”，或至少在领略“新风”之际捕捉“新机”。

现时代的“文化创新”应是立足前沿、跻身高端的文化创新

随着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文化产业”成为第11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发展理念的最大创新，在不久前发生并且至今尚未走出困境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寻求到机遇。文化因经济危机时期大众生活追求的“口红效应”而具有了市场需求，这使得文化产业在全球性经济滑坡的趋势中“逆势上扬”，也使得我国从理念到实践都起步不久的文化产业有可能在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激烈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方面，不仅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也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解决“4个不相适应”状况的需要。也就是说，党的十七大之所以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掀起文化新高潮，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不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分析上述“4个不相适应”，我们注意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是我们文化建设不断调节的目标；而适应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适应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广泛运用，是我们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路径。就路径而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多体现为环境的约束，而现代科技进步的影响则更多体现为系统的动力。从“文化创新”谈到“文化产业”，是因为我们相信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都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行为。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在谈到“艺术创造”时说“人只有在解决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时才具有创造性”，我们当下文化建设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4个不相适应”的问题。“文化产业”意识的引入、确立和项目的实施、推展也就成为我们当前文化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创新。

“文化创新”一要关注体制改革二要关注科技进步

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体制创新关涉的其实就是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认为“文化产业意识的确立是当前文化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创新”，正是因为当下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凸显出文化体制的创新和文化科技的创新，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建构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在文化产业的建设，或者说在文化建设产业化的进程中，处处都能看到科技进步的作用，看到科技进步对文化建设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文化建设中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创新。上海文化建设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创新也体现为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取得率先突破和发展。现代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有原创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和工程性创新之分，就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管理的“局部文化”而言，以集成性创新构成文化科技创新的主流。文化科技的集成创新正在文化产业的促进、文化市场的监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属“文化权益的保障”）、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产品的外销等诸多方面全面推进。

既往的文化科技主要应用舞台演艺，因而多特指演艺科技。演艺科技除舞台机械、灯光、音响之外，既往还涉及民族乐器的科技改造、演艺训练（如形体、嗓音）的科技观照等。当下的演艺科技创新，其实并不只是创新形态而且更创新业态。比如由科技进步引领的“网络化生存”，就不仅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表征，而且也将创造出新的演艺业态。演艺形态的科技进步，可以说在电影艺术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事实上，电影作为新的演艺业态，当年的出现本身就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电影的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每一次文化创新都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电影的科技创新，是科技进步引领文化创新的典型范例，因为我们注意到技术革命的发生也变革着我们对视象构成方式乃至故事构成方式的理解。

自20世纪以来，我国演艺文化创新有四次较大规模地借鉴并吸纳国外的演艺文化：第一次是上世纪初对话剧这一演艺样式的吸纳，这是一次比新文化运动还早的“新演剧”运动，是一批立志做中国“易卜生”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推动的。第二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不失时机地把握了科技进步催生的新演艺样式——电影，使这种“新演艺业态”在当时中国社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在演艺文化中的作为，一是改造旧戏曲等传统演艺，二是引进歌剧、交响乐、芭蕾等西洋“贵族艺术”，后者在新文化的建设中似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第四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体现为对发达国家音乐剧艺术的关注。审视上述四次借鉴和吸纳，我们注意到后三次所关注的演艺文化，都体现出科技进步对演艺文化的影响。电影艺术自不必说，音乐剧作为当下新演剧形态的制作理念，鲜明地体现出高科技含量和产业化运作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文化产业”从意识的确立到项目的实施，都是与科技进步分不开的。音乐剧作为一种新演剧理念能迅速打开并赢得市场，与其说是适应、满足市场需求，毋宁说是刺激、引领市场需求。在当下，我们演剧理念的创新不能不关注科技进步，而“产业化”运作其实是“高科技”含量的必然取向。有趣的是，我国演艺行业高科技含量与产业化运作的理念，率先在与山水旅游紧密结合的“印象××”中得到推展，率先在旅游大视野中拓辟了演艺新景观。

“教育先行”是文化创新应当关注的“长远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谈论文化创新或者具体些说是演艺文化创新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本体”或“自律”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建构人文精神之时似乎又格外与推动当代社会迅猛发展的科技理性相抵牾。事实上，我们主要的文化形态及决定这种文化形态的文化心态是由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所陶塑的，工业革命及后工业革命在率先推动西方社会前行之时，已使其文化心态完成了由手工技艺、田园情趣向机械力量、都市时尚的过渡。换言之，科技理性已由冷峻转化为温馨，“网络化生存”加速了人的社会化进程，电子符号已浸透着浓厚的情感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自律”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他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 “本体”是对无数历史“具体”的不断抽象不断增容。

我们要实现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不仅有个率先推动科技进步的问题，而且有个文化创新能否响应、追随科技创新的问题。这后一个问题涉及文化建设深层次观念的问题，是需要通过“教育先行”从人才培养方面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深刻地指出了我国教育目前存在着两个不适应：一是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不适应”说明有脱节，而脱节的原因是我们过于强调教育的“自律”而忽略经济社会发展的“他律”。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过于看重既往经验的传承，对于适应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自觉，这个“自觉”是关注、适应“他律”从而扩展、增容“自律”的自觉。实际上，面对全球性经济衰退，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而为的就是重新强调教育的战略地位。在我国，教育历来被视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教育最古老的功能；钱学森之所以强调“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我以为正在于要拓展甚至是改变教育的功能，使其成为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

我们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文化创新

结合我国文化建设存在的4个“不适应”和教育工作存在的两个“不适应”，需要特别让我们警醒的是必须正视“经济社会”这个“他律”对文化、对教育“自律”的新要求和新期待。而毋庸讳言的是，当下的这个“经济社会”正是由高科技推动并且又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经济社会”。文化创新也好，教育适应也罢，都不能不正视当代经济社会由科技进步推动并且以科技进步为特征的事实。为此，我提出演艺教育要适应并且先行于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将对“实验艺术”的关注多一些转移到“实用艺术”上来。在美术界，工艺美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率先的悟觉者，而其实你读任何一部美术史，其源头都是留存在实用品上的印记。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说“功利先于审美”，我以为不仅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更在于阐明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

强调当代演艺教育由“实验艺术”向“实用艺术”的转移，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造理念和一种艺术生产技能的返璞归真。在实验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前者更重视艺术方法“自律性”的探索而后者更重视在解决为对象服务的问题中探索方法，方法来自满足对象的需求而呈现出“他律性”；前者更重视艺术家个人的体验而后者更重视艺术家对大众生存状态、生活感受的体验，其体验来自大众的感受而更具有“社会性”。而所谓“艺术规律”就是艺术家深为洞悉并身陷其中的演艺方法的“自律性”，“市场规律”是由经济社会改变并构成经济社会主体的大众对演艺产品的“他律性”需求。

这就对我们包括演艺文化在内的文化创新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创新主要是追求“自律性”的完美自足还是适应“他律性”的扩展增容。其实，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在这里已经不是某种具体的科技进步要冲击既有的文化形态，而是科技进步改变着经济社会并陶塑了一个全新社会的文化心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是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的大目标；我们之所以说“文化产业”意识的确立是当下最重要的文化创新，在于我们把实现文化权益的公平性放在比实现文化享受的奢华型更为重要的位置。可以预言，科技进步不仅将引领我们的文化创新，而且将推动文化发展理念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新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