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游经岁月，羁旅故情多”。我对故乡的记忆离不开春节尤其童年的印记至今难忘。故乡背山傍海，年轻人多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我父母在外地工作，我7岁那年和哥哥被送往乡下与祖母一起生活。乡居是坚固砖墙围筑的大四合院，中间是低凹的露天石地，前后院各有大厅堂。院内住的全是曾祖父母的后人，我祖父已逝世多年，祖母文盲且三寸金莲，但容貌祥和仁慈，还有三个孝子，其中一位是侨界富商。祖母天性善良富恻隐心，平日收到外汇喜欢行善帮助贫困乡亲子女交学费。每年冬至一过，有人开始预备年货、有人则在忧愁叹息，祖母见之及时托人代笔给儿子列上全村贫户名单，嘱咐儿子汇款时别忘了他们的份（此后便成了惯例，年年有之）。祖母看到穷人欢欢喜喜购物过年的时候总是笑容可掬，持着手杖东走西看、问寒问暖，累了就回到床上焐焐小脚。
上中学住宿的堂兄堂姐寒假回家便忙于写春联、贴年画，四合院前后左右顿然起色，殷红又丽亮。年夜菜是炖鸡、腊鸭、红烧肉和各类海鲜等十大款（意为十全十美），之后祖母温了冷、冷了温，锅、罐、盆、碟、碗里的剩菜，全靠哥哥慢慢地扫除。
最难忘的是饭后哥哥忙着放鞭炮，我喜欢玩灯笼，红纸罩上的图文在烛光中忽隐忽现，堂哥见画吟诗“羔羊之皮，素丝五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我一面舞灯笼一面叫堂哥解释诗意。他说《诗经》云“吃饱了退席，才能悠然自得”。一不小心，灯笼着火了，我转身哭泣向祖母要去，邻人见之即送我他自制的笼灯。地上满是放过鞭炮的红纸和小麻绳，踩上去还有温热的感觉。玩到睡意难挡时，祖母在床前叮嘱大年初不可哭、不能乱说话，见人先恭贺再接压岁钱，我却关注她给我定做好的新衣裳，将它们压在枕头下，新鞋摆在枕旁。初一早早起身更装，红绒花杉、黑裤子、绣花布鞋，开心得好像装载着366天的喜悦，奔啊跳呀，或成心站在门口让人观赏。早餐吃水煮蛋和鸡汤长寿面，祖母说先吃面后喝汤，我偏相反看看外出途中是否真下雨。
四合院内的孩子先向长者磕头拜年得取红包后再一起到院外庆贺，除收压岁钱外犯点错误也不遭责怪，我见邻家年糕新奇便用其小刀在中间挖一小块吃（边缘硬中间软），说小长红糕像棺材，主人听了笑道：“多谢祝福，有官有财！”
春节小吃多，厨房木架上搁着一层层的大圆竹盘，盛有煎炸牡蛎饼、杂菜丸、红薯条、糯米糍、板印红龟糕、米糕、碗糕等；睡房里的木桶还装有葫芦糖、甜橄榄、带壳的盐酥花生、炒蚕豆等——我玩饿了就抓这吃那，很少正餐，难怪脸色欠佳，身材瘦小。
数年后，我回到父母身旁，接着升学、成年和成家。上世纪70年代初移居香港，虽说是英殖民地，春节的气氛、内容形式大抵与中国传统习俗相似，只是“物欲”“致富”意识浓重，节前大街小巷满目年货，处处可见红、黄纸色制作的“利市”，服装店商场减价告示显眼触目，什么“大出血”“跳楼货”“良机难逢”“合约到期”等，真是购物的良机。
香港地少人多竞争剧烈，在迎春辞旧中不忘对钱财的渴望和崇拜，连谐音字句也负有众望。除夕饭桌上的“生菜”意“生财”，“发菜”是“发财”，“蚝泗”即“好事”，“有鱼”求“有余”，加上酒啊祝词呀，开心又热闹。富人为逃避派“利市”，年前便携眷出国旅游度假；普通人年夜饭后一家大小逛夜市去，虽人山人海，步如蠕动，仍众往矣！所见花卉盆栽、糕点小吃、日用品等无不挂有“利市”“挂千” 字条（取 “利事”“挂钱”之意）。初一“黄大仙”烧香拜佛祈福者挤得水泄不通，常有警察在场维持秩序。也有人忙于请客吃饭、送礼和拜年，这方面无论富人穷人皆用心良苦，先分门别类再按序处理。港人住房面积有限，街上茶楼饭店多，稍有条件的均到外请客吃饭，拜年和送礼多循古训“礼尚往来”或“聚友叙旧”。 “功利”者另当别论，利人的目的是为了利己，对上司或有所求者拜年送礼均有学问，不能乱拍马屁，看准的有益升职加薪，拍错了自讨没趣。
社团组织对商人独有情钟，年初到各商店舞龙采青派财神，祝词锵镪：“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货如轮转”“出入平安”，店主一面笑纳一面回“利市”，彼此皆大欢喜。遗憾的是，喜庆日子里，传媒界少不了跳楼自杀、抢劫等新闻的报道。
我家翁是商界名人，除夕前门庭若市，送礼者络绎不绝，家里堆满大包小包礼品；初一“恭喜发财”声此落彼起，家翁“利市”厚，常见一家大小到访。数年后家翁因健康问题而结业，初时尚有熟客上门，之后便门可罗雀，家人哀叹世态炎凉，老爷却说“正常”，并吟诗“别有人间势利徒，一去一就随荣枯”。
不久，家里先后多了两位新媳妇，从此，春节的大团圆便改为小团圆了。
我虽初识“人生无常”却仍然热爱生活看重责任，甘于适应新环境，继续对生命人生赋予意义，并保留春节的魅力和意韵，直到再次漂泊异国他乡，面对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地球村”的不同年景和意象，才重拾对“习俗”的思考。
或许“习俗”是人类共同渴求“安适”“快乐”的形体，“洋年”的最后餐晚也很着重团圆意识。子时一过炮响后，家人即刻开香槟举杯互贺，随之出门和邻居握手、相互祝福，不说与钱财有关的词句。到处是友善欢笑的脸孔，视清闲为宝贵的享受。新年上午到祖父母家庆贺，下午往父母那里聚合，长者给幼年孩子几分钱“利市”（代表祝福），家人可一起下棋或上教堂，回顾、反省过去一年的“得”“失”是否合情合理，有否亏欠或不法，从中吸取教训并改正。有些人的新年愿望是“戒烟”“少喝酒”“决心减肥”等。真是乐也融融。天黑时，取下圣诞树到集中地，看堆积如山的燃烧火焰。
华人“入乡随俗”与洋人一起欢度新年外仍不忘过春节，餐馆老板早在大门口倒贴个“福”字。留学生除夕晚忙于打长途电话或同学相聚吃年饭或观看中国CCTV4的新春联欢。各社团组织不是聚餐就是观看中国到欧的艺术团表演。惟唐人街的初一午后热闹非凡，有人跑龙舞狮向店主拜年，有人放鞭炮派利市，观众多是异族人，部分华人是事前被邀到此凑热闹的。可见寻欢作乐、吐旧更新、驱邪迎福、招财进宝仍是华人春节的意愿，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俗”，后人沿“习俗”而为不过是因为前辈和邻人均如此而已，难怪西塞罗说“习惯是种第二天性”。
可惜，习惯已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在变异，洋人也喜欢年夜放鞭炮贺庆，跨年之时海港上空烟花怒放，震天动地，“仙女散花”“龙头吐金”“万千祝福”——持续了半天的光彩。至于东方人，日益喜欢用圣诞节的灯饰到处结灯挂彩，为节日助兴。由此想来，“洋年”和“春节”或许有天成个“混血儿”。
渐渐地，我喜欢站在“边缘”看“春节”，如果说童年喜欢热闹和欢乐，在香港初识忍耐等待希望与权财名利的关系，那么，如今则用春节去数算时间和叩问死亡。 这熙熙攘攘的人生、热热闹闹的春节，每一颜色、声音、言行举止均代表着对财权名利的渴望和向往，尽管古训“适可而至便是圣人”， 然人心虽小欲望却无穷无尽，富人企望有上加有，普通人渴望时来运转，弄得人人神魂不定、失去本性，少有人想到“年”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无始无终地在时空飞越，而人生不过是“一”的过程，《旧约·传道书》云“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可是，人们过年时，宁愿对岁数敏感，也不愿涉及死的意识，一味追求物质和享乐。
佛家认为人渴望“锦衣玉食”“声色犬马”不是乐而是苦，灭苦之道就是要参悟“富贵如云”“转眼成空”的真谛。因而，真正暖人心房的快乐并非是过多的形式或消费，而是“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