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道：书店与我的关系忽然变得很密切。在过往岁月的每一个日夜，昂贵的欲望诱使我成为一个书本制造者。很多东西都在短命的年代，我相信书籍的生命一定最长久。书和书店还是从前，而我却颠倒了阅读的程序。以前只看书的目录和正文，现在最留意装帧和版权页。这是从内容到形式的背叛。我甚至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阅读者。我习惯凭直觉去翻书，把书哗哗翻动时目光突然驻留在某个句式和段落。我希望不停地被一本书里句子和段落的精彩打断，我不断地热衷于对一本书的肢解和破碎。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刚从一个新闻工作者转身为一个出版社图书编辑。当年写那句话还有几分意气理想，但在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出版人的时候，说“书籍的生命一定最长久”这句话已经无法像当年那样轻松和断言。

当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要让它卖出去的时候，文学的审美性必定要转化为消费性，“大众”成了主宰文字和出版命运的另一种权威。消费性文学的低水平重复，使文学不断被稀释、被消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积累、创新和超越。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创作是注定要被遗忘的，而这种“遗忘”赋予大众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活力，因为一次性消费品迅速地更新换代，它们被淘汰的命运为“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出版人在一轮一轮生产文化消费品的时候，这些一次性产品的极度膨胀，严重地侵蚀、挤兑了那些可供保留、吸收、借鉴的独创性文学的生存空间。

在流行和经典之间找到同一种路径，这是一个高超的命题。什么样的书，值得我们恭恭敬敬去捧读，什么样的书能够在书架上永远存留？经典是建立人的信仰和生命形态的学问，它给予人性以方向和归宿。作为文学出版人，身处其中，我们以为对文字已很了解但实际依然陌生，我们以为对文学已经熟悉但实质上依旧茫然无解。在流行文化的一次次困扰中突围，在一次次短暂的市场迷狂之后，作为出版人，最终的理想仍是找到经典的路标，最终的期待依然是出最好的图书。“好”的理解可能各有差别，我们要找到的是建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理、情感、实践准则与价值理想的共通点和共识力。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经过2009年的市场扩张，出版了《潜伏》《奋斗》《中国记忆》《市长生涯》《埋葬的利剑》《国家财富》等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图书，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2010年，我们在触摸市场脉动的同时，透过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时尚与文学命名，仍然期待重新发现经典和认识文学。

出版的另一种诱惑是从文字书稿到成书后的巨大创造和变异性，它充分考验出版人的眼界和心智。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出版是迷人的事业，每部书稿对出版人而言都是一个机会或一处陷阱，一次拷问或一次创造，它最终的呈现面貌蕴涵着多种可能性。”

我正是被这无限的可能所吸引，更期待着作家们用他们优秀的作品和我们一起探险。

（作者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