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双方政府把这一年定为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目的是促进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日本文化厅慧眼识珠，选派著名作家立松和平为文化交流特使，到中国访问。我与立松有缘，他来访问时，正赶上我刚刚退休，于是我们一路同行，朝夕相处，形影相随。
与以往不同，他这次有官方身份，所以带着两种名片：一是他平时用的，上有名址电话；一是日本文化厅特意为他印的，上面只有姓名和文化交流使的头衔。他可能不习惯同时送两张名片，每次交换名片时，不是忘了这张，就是忘了那张。我不时提醒他，他憨厚地笑一笑说，对了，还有一张。
其实他经常来中国旅行采访，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来过多少次了，有时一年就跑好几回。他私下对我说：“如果是小泉当政，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我不会接受这个差事。现在日中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中国总理到日本访问，我才同意了日本文化厅的邀请，为日中友好添砖加瓦、修桥铺路。”
立松是个老实人，办事认真。他来访一个月，马不停蹄，与北京、吉林、辽宁、山东等地的作家座谈交流，在辽宁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举办讲演会，接受《文艺报》《长春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盘锦日报》等新闻媒体采访，用他自己的话说，百分之二百地完成了文化交流特使的使命。
其实就个性而言，他对官方身份，没有什么兴趣。他曾在地方政府当过公务员。虽然生活稳定，收入有保证，可以按照升官图一级一级往上爬，但每天必须按时上下班，处理枯燥的公文，烦得要命。他说那时他在家里写小说，熬夜，是立松；但到了办公室，没有精神，打瞌睡，东倒西歪，就成了横松(他本名为横松和夫)。后来索性辞职，专事写作，过着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日子。他说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思想的自由，写作的自由，生活的自由，行动的自由。
但这次来中国，他也尝到了一点特使的甜头。那天我们乘出租车去参加座淡会，过十字路口时被交警拦住，不知违犯了哪条交规。司机被警察叫去，20分钟没回来，我们坐在车里苦等，眼看要迟到了，我就拿出了立松文化特使的名片，为司机求情。别说，还真管用。警察听我言词恳切，焦急万分，真就开了恩，没罚款扣分，挥手放行。司机千恩万谢，立松笑着说，想不到这张名片还有如此妙用。
我与立松相识二十多年，但平素各忙各的，来往不多，清淡如水。有时几年不见面，偶有书信而已。但彼此信任，相互关心，心是相通的。1995年，我写了篇短文《立松和平，一个谜》，发在《作家》杂志上。当时他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写作方式。一般的作家，多在书斋读书、思考、写作，构筑他的文学世界。而他呢?东奔两走，浪迹天涯，边走边写，跑遍世界，也写遍世界。这种颠覆作家传统的生活模式，连跑带颠的写作方法，我觉得新鲜有趣，甚至想，今后信息化时代的作家，是否都得这样?也许有人怀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太匆忙、仓促，易流于肤浅、直白。但事实并非如此。十几年前，我陪他去敦煌，他一路写了十几篇东面，有散文、小说、游记，我都看了，觉得有滋有味。我还特意选了他在旅途中写的一篇名为《山恋》的散文，翻译后发表在1995年第十期《散文》杂志上，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散文百年精华》、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百年外国散文精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等五六个选本中，可见是难得佳作。
有一位出版家看到了我介绍他的文章，十分感兴趣，邀我编他的文集。我用了一年时间，读了他近百本书，编选了《立松和平文集》三卷，由作家出版社列为作家参考丛书出版。我当时的考虑是，一、能代表立松文学水平的代表作、成名作；二、日本已经发生、在立松笔下已经深刻反映，中国正在发生、中国作家正在思考、探索、反映的主题；三、他对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描写和反映。我请立松的好朋友陈建功先生为文集写序。建功在序中说：“日本固然有无数的粗俗和肤浅，但也同样拥有与粗俗和肤浅抗争的人们，拥有立松和平们的忧患与悲悯、深刻与凝重。比之中国，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具有超前性，与之相应产生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失衡，内心冲突的加剧，都将先于中国而出现，当然在文学上也将先于中国得到立松这样的作家的关注和反映。那么，日本作家的思考与实践，对于那些关注现实生活的中国作家来说。实在具有重要的价值。”
立松这次来访一个月，与以前一样，笔不离手，除完成中国文化特使日记之外，还传真发回连载长篇小说《寒红之色》一章、短篇小说《太原街》、散文《白云峰巡礼——高千穗峰》《与陈先生回故乡》等一批文稿。他总是在读书、思考、写作，就像一个干惯了农活的农民，放下锄头就抓起镰刀，一刻也不闲着，一天不劳动，就觉得浑身不舒坦。他不用电脑，随身带着钢笔和稿纸，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有一次，我到他房间去，床上摊着衣服杂物，窗上挂着洗的衣裤袜子，地上摊着箱子、背包、生活用品，桌子上摆着书、稿纸、笔。可能台灯亮度不够，他在两瓶娃哈哈纯净水的瓶子上架起了自己携带的台灯。台灯很小，四方形灯罩，上面的黑漆，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露出了白色的铝，里面装一只四十瓦灯泡，旁边还有个小变压器。房间里乱得一塌糊涂，看着都闹心，但他却能神清气定地写小说。我说：“看样子，只要是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你就能写。你这本事，我算服了。”他说：“多年的写作生活，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写点东西，才觉得日子有滋味，一旦休息几天，拿起笔，就觉得沉重，不顺手。这个灯，已经用了十几年，跟我走遍世界。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有电，我晚上就可以工作。”他的近300本书，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对他来说，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如果把他的发稿地在地图上全部标出来，那将是一张人类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密如蛛网的立松行踪图。
他很勤奋，不断读书，充实自己。从日本来时，他就带了许多图书资料，一路翻阅。每到一地，看到有用的书，就买。在长春，他一次就买了两千多元人民币的书。书很重，上飞机时，他怕行李超重，付高昂的超重费，就放在背包里，自己提着。他说：“有许多地方请我去讲演，讲演费很高，但我更喜欢读书，因为讲演是知识的付出，而读书是知识的积累。只付出不积累，人就会变得浅薄苍白。”
立松随和，生活俭朴，为人仗义，人缘好。他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都是便宜货，很多是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衣服也很随便，没有一件是名牌。连稿纸，也是日本任何一个鸡毛小店都可以买到的竖格蓝色400字的大路货。对衣食住行，他没有任何特殊要求，酸甜苦辣咸，什么都能凑合，一般日本人不敢问津的东西，他也能吃。饭店有星没星、几个星，他不在乎，只要有电传机能把稿子发回去就行。他的观点是别人能吃，我就能吃；别人能住，我就能住，不都是一样的人嘛。除了宴会，他一般不在宾馆吃饭，而喜欢去百姓吃饭的小餐馆，吃碗面，喝碗粥，或要几个包子就算一顿。在吉林旅行时，到乡下的农家餐厅去吃饭，坐在土炕上，吃小葱、小萝卜、婆婆丁、苦麻菜、刺芽、小根菜、山芹菜、玉米饼子、大煎饼、高粱米粥，他狼吞虎咽，造得贼香，连说好吃好吃。他过过穷困潦倒的苦日子，虽然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收入不菲，但依然保持着寒门子弟俭朴的本色。但倘若是朋友有难处，他又会两肋插刀，倾囊相助。
他悲天悯人，菩萨心肠，视野开阔，思虑深远。地球、人类、动物、气候、生态、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上至天下大事，下到草木虫鱼，他都关心，都有兴趣爱好。他敏锐的触角带着作家的良知伸向四面八方，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流泻于笔端。仅游记《世界漫步》，就有皇皇六卷。2007年2月，他到南极日本昭和基地去了两周，考察冰川，写下了南极日记等文章。他可能是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专业作家，当然也是政府派遣，否则个人去不了。他说：“宇航员13分钟就能离开地球，去南极我整整用了五天。但我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关心社会，关心人，关心环境。人与自然，应该是人类探讨的最重要的课题。”
立松这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倘若没有夫人的支持，他是飞不起来的。夫人美千绘，生于名门，开明贤惠。在立松四处流浪、不名一文、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就信任他、支持他、帮助他、爱护他。夫人独自支撑门庭，侍奉老人，连生孩子时，他也不在身边。如今儿女已长大成人，独立生活。儿子大学毕业，在北海道就职，但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爱文学，最近想辞职，以笔为生，专事写作。立松有点担心，怕他难以糊口，但并不干涉，让他走自己的路。女儿是画家，出版不少由父亲撰文她绘画的画册，销路甚佳。立松实至名归，声名显赫，如日中天，但依然周游世界，不问家事，一切全由夫人料理。他用传真发回的稿件，由夫人分发各杂志报纸出版社，他的讲演旅行出版事宜，也由夫人代理。立松开玩笑说：“我家的老板是美千绘，我是为她打工的。”我说，你知足吧，找了一个好老板。否则没有你的今天!
立松这次来，想写一部有关战争的长篇小说。在济南千佛山的寺院，立松为他已成植物人的母亲买了一尊根雕观音，祈祷母亲在最后的时光，少一些痛苦。他说：“济南是父母新婚后不久共同生活的地方。父亲在洋行经理精密仪器，后被征入伍，母亲独自回国。日本投降后，父亲被苏军俘虏，在去西伯利亚途中逃出来。流浪到沈阳，从葫芦岛回国。父亲15年前病故，弥留之际，不断地说：‘我当过日本兵。我是罪人，我没有资格躺在雪白的床上，应该死在荒山野岭。’我不知道父亲在当日本兵时都干了些什么。但他很痛苦，深深自责。现在，母亲年高病重，来日无多，恢复健康已无可能，我已经无法告诉他们我到了济南……”说到这里，他声音哽噎，眼里含着泪。
“五年前，我到东北访问，看到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看到各地的‘大和旅馆’，这些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豪华的建筑，我突然有了灵感。当年设计建造伪满洲国八大部的设计师心里在想什么?伪满洲国是个幻想的产物，任何一个思想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蛇吞象能够成功，但他却精心设计建造了一座座辉煌的宫殿。透过军事政治的迷雾，给小说家很大的想象空间。说句老实话，讲我父亲当过日本兵，我有顾虑，怕中国作家不理解，对我产生反感。但我讲出自己的构思，中国朋友表示理解，我感到欣慰，有了信心和勇气。我生在战后，对战前的生活一无所知，只能靠资料来了解，写起来很困难。但我觉得，冥冥中有责任感和良知在呼唤，叫我写这部作品。我想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构思很庞大，能完成多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
这次编选的立松和平特辑，侧重“文学与环境”这个主题，并不能反映立松文学的全貌，因为他的创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在历史小说、戏剧、儿童文学、摄影、评论、宗教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仅就环境与文学而言，他的长篇小说《毒——风闻·田中正造》，就是写他的故乡足尾铜矿污染，国会议员田中正造拍案而起，为民请命的故事，曾荣获第51届每日出版文化奖。他的可贵之处，不仅写，也身体力行。15年前，他发起了在故乡寸草不生的荒山造林运动。呼吁每年春天，自愿者自带工具，并捐1000日元买树苗，上山植树。开始时仅百余人参加，现在已有两千多人，荒山逐渐变绿。他提出的口号是：在山上栽树，让荒山变绿；在心灵栽树，让枯萎的心灵变绿。他还是日本回归故土运动的理事长，宗旨是：号召、组织在城里退休的专家学者，回故乡生活，安度晚年，并用他们的智慧经验、人脉关系，造福桑梓，使生命重放光彩……我相信，读过这个特辑的读者不仅会喜欢他朴实真诚的文字，也会喜欢他朴实真诚的品格。
选自《中国魅力——外国作家在中国》，陈喜儒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