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曾被污称“东亚病夫”。百余年来，许多炎黄子孙前赴后继，要把祖国灿烂的文化弘扬出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传播大有起色，不仅成立了外文局，创办了外文出版社和英文月刊《中国文学》，而且还先后编译、出版了许多深受欢迎的好书。

改革开放后，“让中国走向世界”和“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叫得最响亮的口号。然而，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具体措施及实际行动，效果也不甚明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07年冬，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赴国外讲学时见不到有关祖国的新书，上书呼吁应设法多出版一些介绍本国文化的英文新书。中央批示、拨款，但因缺乏合格的编译人才，仍迟迟无法落实。其实在我看来，我国对外出版领域之所以编译人才“紧缺”甚至“断档”，与不正视人才和不会使用人才颇有关系。前不久，有位曾在北大兼课培养出许多新生力量的老翻译家主动请缨，想通过在网络上开课为国家培训急需的对外编译人才，有关领导却不支持，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能不造成门庭冷落，后继乏人吗？

改革开放不久，行政腐败抬头使一些对外出版单位蒙受巨大损害。曾一度风行国外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就因管理不善而被停刊撤销。在“一切向钱看”的影响下，有些部门实施“以内养外”的方针，忙着出版供国内消费的英文原著图书。结果，因人才日益萎缩出不了几本新书，只得靠“炒冷饭”（重印旧书）来应付场面。文化是中国的强项，有不少值得向外介绍的选题，要想把本国文化弘扬出去，还必须要有一整套的科学体制、方针、策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一面组织国人编译、出版；另一面应鼓励外国朋友热心介绍，同时设置专业奖项鼓励中译外领域的人才进行翻译。可以采取多种图书形式和介绍方式。目前我们的对外图书往往连作者简介、前言和注解都没有。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外国读者讲究品牌，而我国的行业内许多出版单位缺乏品牌意识，甚至粗制滥造。

建国初期，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曾对文学翻译工作抓得挺有成效。1954年，由茅盾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确为提高我国翻译水平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我国对外编译、出版领域则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缺乏统一的归口。为此，民盟中央和中国作协等机构都先后召开过多次专题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许多编译界专家也曾撰写过不少颇有见地的评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建言献策均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1957年秋，周恩来总理应邀到北京大学俄语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给翻译专业学生们做报告时说：翻译工作，像普罗米修斯一样，非常神圣，也很重要。他强调指出：“外语使用水平和翻译水平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政府和大家都应时时刻刻重视外语教学和翻译、出版工作。”不久前，美国政府拔出巨款培训阿拉伯语和汉语的军事翻译人才，我意识到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份呐喊书是希望有关部门和领导能够牵头，在对外编译、出版方面加强重视，综合把握，以期加快“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