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商贾历史小说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较早的有高阳的《胡雪岩全传》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贾历史小说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繁荣起来，涌现了大量作品，如《白银谷》《大清徽商》《大宅门》《大染坊》和《乔家大院》等，加之商贾历史小说的影视改编热，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商贾历史小说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作者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熟练把握和运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叙事技巧以及对主题内涵的表现方面积极继承、借鉴了观众熟悉的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的叙事模式，故事离奇跌宕，情节引人入胜，人物个性十足，呈现出鲜明的传统底色。
承继传统英雄传奇模式，寻求个人与民族命运同构
商贾历史小说多以传奇体例讲人生故事，在曲折丰富的情节中，塑造了一个个发迹变泰、顶天立地的商界英雄形象。如《大染坊》写出身贫寒的陈寿亭凭借过人智慧纵横商海，从一个小小的染坊当家逐渐成长为名震山东的印染界大亨；《白银谷》演绎以康笏南、丘泰基等为代表的西帮商人在庚子事变前后风云际会中崇商建业的历史；《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在清朝后期异常复杂的社会情势之下，以超强气魄不断创造商业机会，实现汇通天下的金融梦想；此外，《胡雪岩》《天下第一楼》《大盛魁商号》《大清徽商》和《大宅门》等作品也都讲述了一个个来自底层社会的“乱世奇商”创造商业神话的历史传奇。
在塑造商贾英雄形象时，这些小说多借鉴传奇叙事惯用的“天赋异禀”、“潜龙勿用”、“大器晚成”等模式，商贾英雄的降生多具有神秘色彩，并独具天资或异赋；作者述其成长时大都欲扬先抑：幼年（或少年）时顽劣、游荡、不专心商业，后经人规训点拨，才归于正路而后终成大业；不过创业道路有重重障碍，大到时代、社会、文化、皇权、政权，小到家庭、家族、情人、竞争对手，英雄们挣扎于来自时代、文化、自我的多重冲突矛盾之中，历经磨难和考验。如《大宅门》中的白景琦、《瑞蚨祥与孟洛川》中的孟洛川，年少时虽然天资聪慧，但却冥顽不灵，遇到了名师点化才归于正途。
商贾传奇叙事还常与“家国同构”模式结合：小说结构对个人命运的线型叙事，符合传统审美习惯，且借此折射时代、社会和民族变迁；作品把个人性的经营活动与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大义的抉择联系起来，强调经营活动的道德属性，强调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如《大宅门》中白景琦宁死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经营百草厅，为了支持八路军抗日冒死偷运药材。《大盛魁商号》中大掌柜王廷相济国家之利，重民族之义，审时度势，机智果断地演绎出一桩桩中国商号联合抗击俄国人、在几万里的贸易通道上所向披靡的壮举。这一模式意欲传达和颂扬的是商贾人物的家国情怀。
商贾历史小说对传统英雄传奇模式的承继，一方面能有效地满足商业时代大众读者对占有物质、成就价值的想象和猎奇心理；另一方面，这一模式深层传达出来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审美取向保证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大众的喜闻乐见。伴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业社会的崛起，商贾历史传奇在延续与借鉴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对传统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改写与时代性的融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商贾小说在叙事模式的创新与形象内涵的深化等方面的突破尤为明显。它注重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表现的虽是历史生活，但传递出来的现代经济伦理观、对独立人格的尊重等思想观念和现实时代精神息息相通。
商人形象内涵发生变化，由政治道德化的商界英雄转向重商逐利的现代经济人
在新世纪之前的商贾题材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塑造商贾英雄时明显的政治道德化色彩。家国同构模式即是一证。正因为传统伦理文化观念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对商界英雄的界定和评价标准长期以来受到政治话语和伦理话语的控制，故而这类小说在表现商场战术方面少有上佳表现，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商人们在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的行为，以及作者在审视这些行为时背后蕴藏的价值体系。如《胡雪岩全传》极力表现胡雪岩身上的诚信、知人善任以及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胸怀，而非作为一个商人的商业经营才能。《大染坊》全篇在写陈寿亭对救命恩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工人的呵护，对妻子始终不渝的爱情，对被救“妹子”的责任感，甚至还有对敌人和对手的宽容，无不体现“仁义”二字。此外，《大盛魁商号》中的王廷相、《大宅门》中的白景琦等皆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之义。小说避开商人对利益的本能追求不谈，却大力宣扬商人精神的高古，显然是以道德化的价值标准来论商人成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经济、经商办企业成为时代主流，而伴随着商业社会的崛起而产生的金钱崇拜以及对消费的推崇心理，对传统伦理文化造成极大冲击，也给新世纪商贾历史小说带来了现代经济观念和价值取向：崇商敬业的行为准则、开放进取的经营理念、正当逐利的价值追求是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为全社会崇尚。为此，作家们立足于新商业精神“启蒙”，努力赋予主人公以非同一般的现代经济伦理观念和价值追求，淋漓尽致地揭示主人公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商人本性：在《乔家大院》中，兄长的从商败举使乔致庸在坚守举业、爱情还是挽救家族大业的伦理困境中毅然选择走出乔家大院，开拓商路，追寻“汇通天下”的梦想，创造晋商的创业奇迹；《大瓷商》中卢维章与儿子卢豫海，前仆后继，凭借过人的经商才干，终于不辱家族使命，成就“瓷商”大业；而《大染坊》则使人领略陈寿亭在“逐利”中演绎“乞丐变大亨”的传奇风采……也正因为对商贾地位的尊重和对其重商逐利行为的认同，这些小说对经商策略和商战规则更为关注。与《胡雪岩全传》相比较，《大盛魁商号》《白银谷》等描写晋商的小说中有大量笔墨对商号、票号内部运作规则进行非常专业的介绍。
现代人格主体意识更加凸显
这一点可以新世纪商贾叙事对传统的“才子佳人”和“美人英雄”情节模式的突破为例。中国传统的传奇叙事塑造豪气冲天的英雄，多用柔情万种的美人来衬托。这一模式背后，不难发现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商贾小说在人物和情节设置上无疑受到了这一传统叙事模式的影响：小说中常有一两位甚至多位漂亮女性围绕在男主人公身边，她们或美丽贤惠，或聪明伶俐，或才貌俱备，是小说传奇叙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商贾英雄都得到了这些女性的倾慕和爱戴。如《胡雪岩全传》大肆渲染了胡雪岩与数位女性的关系，但这些女性之于胡雪岩只是附属品，他们之间不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谈情说爱，女性即使要取得独立的存在地位也是不可能的。
新世纪以来的商贾历史小说中也围绕主人公成功设置了一系列的女性角色，但作家对于女性的态度与立场却大有分别。对女性抗争的不惜笔墨的描绘成为新世纪以来商贾历史小说试图突破传统文化束缚、构建现代独立人格主体的重要诉求点。《大宅门》中出了一个敢于维护自己权益的香秀；《白银谷》则叙写了杜筠青和姚夫人的“不守妇道”。作为康府地位高高在上的老夫人，在康府牢笼般生活的长期压抑下，深受西洋现代文化影响的杜筠青与男仆三喜私通，这不仅仅是对视女性为玩物的康笏南的反抗，同时也是对传统伦理的强烈报复，是现代女性维护自身尊严体现自身价值的表现。姚夫人走的是一条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道路：最初与家仆云生的私通只为生一个儿子，以获取晚年的依靠，这种想法还局限于“三纲五常”；而她与仆人雨田的私通，则纯粹是对年轻男性的向往，是个体生命的欲望需求。小说表现这两位女性从身体到思想对封建制度的强力反叛，由此可以看出新世纪商贾历史传奇从现代意义上对女性独立人格主体意识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