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仆支不，是他的彝名，发表诗作署名多是韦革新，是我的彝族兄长。

未相识之前，就读过他的诗，我很喜欢他的诗。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合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选有他的作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广西的文艺会议上和他认识，我们都还年轻。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朴实，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了；也很谦谨，在公众场合绝不炫示自己，总是安详地默默地于人后。他的质朴、端庄，会让任何的轻佻和嚣狂在他的面前变得滑稽可笑。他和我一样不善交际，拙于辞令。也许由于彼此有同样的感觉吧，他和我自然而然地乐于接近。和他接触我感到舒坦而愉悦，他心地磊落忠厚，待人亲切热诚。

相识后也很少见面，他一辈子住在他的家乡——广西最边远山区之一的隆林县。但无论什么时候，我总觉得他和我很亲近，是自己所信赖的兄长。这感觉不仅仅是他比我年长两岁，也不只因为他和我同姓韦。

1977年我在广西药用植物园工作，初夏，到隆林县去采集一些当地草药的标本。在县城找他，久别重逢，互相诉说“文革”的经历，都有共同的感受，对过去对未来，许多话题意气相投。知道他浩劫中也未免受冲击，似乎那时他的工作也尚未“落实”，仍在闲着。他坚信自己以往的作品没有错误，也决心今后仍为彝族文学而努力。交谈中，我流露出对诗歌写作的冷淡，他劝我千万不要放弃，说：“继续写，现在就写。”我说：“我现在来这里，是采集草药标本呢。”他说：“什么地方不能写诗？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写诗！”也许仍闲着有空，他伴我上山，一起寻找需要采集的草药。他从小在大山中生活，认识不少的野生草木。陪我走村进寨，向乡亲询问我们不认识的草药。在他殷勤的帮助下，很顺利采集到计划中要采集的草药，并制作成蜡叶标本。不但完成了任务，还有他热诚接待的情意和恳切的鼓励，那次出差，我满载而归。

198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约他出版一本诗集。编辑把他编好的诗稿给我看，要我在卷前写篇文字。看了诗稿，我觉得篇目还可以作些增删，有的我曾读过印象颇好的诗并未收入，有的可以割爱的却收入了，而且有的词句还可以琢磨，等等。我请编辑把我的感觉转告他，希望把他的第一部诗集编得好一些。未想到，过几天，他突然到我家来了。因为我的意见，从隆林县坐两天汽车到南宁，专门来和我商量诗集的事。他这样认真，我很感动，详细地对他说了我具体的想法，请他考虑。也未想到，他毫无保留接受了，也毫不客气地说：“就按你的意见吧，你就帮我重新弄好吧。”他的恳切我难以推托，也深深感激他的信任。

诗集出版后，他把诗集送给我。诗集的排版和印刷都不太理想，我说出版社有点粗疏了。他对此却不在意，很随便，宽厚地劝我：“不要说了，不要对他们说了，他们给我出版就很不错了。”在那本诗集《缅娓集》的“后记”中，对我表示了过重的谢意，说我“为《缅娓集》献出了一颗真诚的诗人之心”，我很感愧。

1990年夏，我和几位广西诗人同去隆林县境内的天生桥水电站参观访问。先到县城，又一次和他相聚。那时他是县政协的负责人之一，来和我们相会，问问行程安排，有什么困难，没有客套话，甚至有点寡言。县里的同志对我说：别看他那样，在县里深孚众望，尤其是彝族地区，有什么难办的事或群众纠纷之类，他出面说几句，一切就都会解决的。

那次相见，有件似乎“有趣”的事令我难忘。有个晚上，他邀我到他家说：“给你看一封信，我保存十多年了，信寄给我，却是写给你的。”他的话我有点莫名其妙，到家，他给我一封信封上写着“韦革新（其麟）收”的信，说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他在南宁的报刊发表几首诗后收到的。打开，信中也没有称呼，直呼其名，记得开始两句：“韦革新：我们知道你原名是韦其麟，也知道你下放到隆林了……”词句记不得那么多了，内容却未忘记，大意说：你现在又发表诗歌了，把名字改为韦革新，很好。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表示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又写诗了。我们希望你继续改造自己，否则，革命群众是不会放过你们这种人的，等等。信末未署名，只写了“一个人民教师”。

读后，有点怅然，问他：“为什么当年不告诉我，不寄给我看呢？”

“怕你难过，我感到很悲哀。”他答。

“也应该高兴，这位不认识的老师关心着我们呢。”我说。

“他把我当做你，乱来。”他有点愤愤，又颇有感慨，“那时候，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还很留恋啊。”“也把我当做你，你应是我，我就是你，不分你我了。”他说。心想那位不相识的老师把我俩合二为一，同是一个人，或许也是我俩的一种情缘吧。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已离开人间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这位兄长，也想起他一些感动过我的诗篇，如《石磨歌》《火的民族》等，如今读来，依然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