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创作在本世纪以来产生了一些变化。要对这种变化作出某种概括，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概括总是以牺牲丰富生动的存在为代价的。然而循着它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创作的轨迹，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作出某种描述，即：从性别对峙到多元化书写。
先从林白说起。林白被认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一个人的战争》《青苔》《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等长篇和其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奠定了她在女性写作界的地位。但是，从《玻璃虫》（2000年）开始，再到随后的《枕黄记》（2001年）、《万物花开》（2003年）、《妇女闲聊录》（2004年），林白的创作空间和视界有了很大的拓展，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使读惯了她的那些“私人化写作”的读者和评论家有些不认识她了。那么应该如何读解和评价过去的林白和如今的林白呢？
“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但突然有一天，她听到了别人的声音，这声音“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林白：《妇女闲聊录·后记》）。从《枕黄记》开始，林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从幽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林白创作中正在生长的一些新的元素。林白不再耽恋于私人空间了，她尽力打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枕黄记》既是她的一次跨文体写作的实验、一部个人化的长篇记录，同时也表现了她对大自然和底层人的真诚情怀。而在《万物花开》这部怪异的作品中，林白则把目光投向了乡村——这个在她过去的作品中没有触及的领域，通过一个长瘤子的大头乡村少年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奇异怪诞、贫困但又充满活力的乡村生活的面影。在《妇女闲聊录》中，她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乡村，以闲聊的形式，让小说中的人物现身说法，再现了辽阔的乡村大地上的种种生活情状。这种生活情状粗糙而质朴，与其相匹配的则是粗糙质朴但又生动、鲜活、幽默的民间话语——一种被称为“闲聊录”的形式，构成了这部小说原生态的特征。从审美的角度来审视，林白这部小说确实有些可疑之处，但我在这里看到的首先是林白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平民视点和平民情怀，从充满激情的女性主义书写转向日常化、平民化的女性书写，这也是新世纪女性写作的一个新走向。在这样的女性写作中，性别对抗的倾向被搁置或者说被隐匿了，代之的是对粗糙质朴的世俗女性生活和情感的描摹与表现。
再说铁凝。恐怕很难把铁凝框定为“女性主义写作”或者“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铁凝本人也从来不正面表示对“女性写作”、“女性视角”之类说法的认同，却提出过“双向视角”、“第三性视角”的观点，“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铁凝：《玫瑰门·写在卷首》）。尽管如此，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仍然是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的写作，关注女性命运、注重女性个人情感的开掘是她作品的基调，像《麦秸垛》《玫瑰门》《大浴女》等都是如此。但是，在新世纪，她的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笨花》却是她创作的一次大突破。如果说她以往的写作还是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的话，那么《笨花》则完完全全是“中性”的写作，或者像她说的是“第三性视角”的写作。不过，《笨花》整体艺术风格的“柔顺之美”，“作者对人性和历史的宽容态度和永远不变的柔美之情”，却是“铁凝创作一以贯之的精神主脉”（郜元宝：《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这就是说，《笨花》与铁凝以往的创作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看看笨花村中的那些来自于本土的人物，不要说那位经过战火洗礼、有着传奇般经历的老军人向喜，以及作为冀中平原抗日救亡组织成员的年轻女性取灯，就是作为最普通平凡的群众西贝梅阁和西贝二片……他（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最后都走向生命的终点——死于抗日救亡的第一线，虽然他们死得没有像刘胡兰、江姐那样轰轰烈烈、大义凛然，却也视死如归、淡定从容。在民族危难的年代，他（她）们“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虽则平凡如“一捧尘土”，却也“熠熠生辉”。与铁凝以往的小说主要动用了个人生活的经验和体验不同，《笨花》则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体验中超拔出来，有了更宏阔的资源背景。另外，《笨花》中虽然也刻画了一些女性形象，但突出的还是以向喜及其儿孙辈向文成、向有备为代表的一群男性形象。铁凝的创作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如果再用“性别”的标尺来分析和评断，那就要南辕北辙了！
如果说，新世纪以来，林白和铁凝的创作重心已经从描摹女性个体的情感和命运“位移”的话，那么，严歌苓却依然坚守这一重心。自1989年出国以后，她不断给国人带来惊喜，以女性作家的细腻书写了一部部女人的情感史。《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就是她在新世纪书写女性情感和命运的三部所谓“史诗性”作品。
同样是写女性的情感和命运，不少女性作品格局都显得比较小，多半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时间和空间里，资源背景也比较单一，主要依靠的是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的经验和体验，我们很难从这些作品中捕捉到时代的印迹和人世的沧桑。严歌苓的作品则不同，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几部长篇，都是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的作品，主人公的情感和命运都与时代的印迹和人世的沧桑相勾连，有一种大气象。严歌苓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还在于作品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力量——那就是作者对人性开掘的深度。王葡萄（《第九个寡妇》）和多鹤（《小姨多鹤》）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具有丰富的人性和人类性内涵的艺术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在我们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没有见到过的，这就是一种“突破性、创新性的写作”。
用这样三个个案来概括新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很不全面的。新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丰富多姿，但也庞杂纷乱，有精品，也有垃圾，有可以留得下来的，也有稍纵即逝如过眼烟云的，一如整体的文学创作一样。但无论如何，比起上个世纪来，它还是有所变化，有所发展的。说女性文学占据了文学的半壁江山，恐怕并非夸大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