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龙袍》，《绿洲》2010年第4期

乔叶的《龙袍》以一个返乡者的目光记录了当下乡村动荡变迁的现实：生“我”养“我”的故乡正面临拆迁、改造，田亩废弃了，茅舍翻盖成楼房，村办企业易主私人，土地也将被用做房产开发，到处鼓噪喧嚣、人心浮动。作为承载着“我”苦辣酸甜记忆的故乡，那个熟悉的村庄正在消逝，而且这一过程不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历史前进的脚步便陡然加快了，村郭绿树消失了，阡陌纵横消失了，游子返乡惟余伤感。

乔叶笔下的返乡者却不是一个单纯的感伤者。“返乡”作为文学叙事经典的母题之一，它往往是以其带来的“变”和“不变”的对比与冲撞实现其主题表达的——对返乡者而言，他眼里呈现的是变，但心里固有的情感、回忆维系和指向的却往往是不变，变与不变之间便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冲突内涵。但乔叶小说中的“返乡者”却不是纯然呈现这一变与不变冲突的游子和旁观者，在激变动荡的现实面前，“我”不是置身事外者，而是属于这“激变动荡”的一部分：“我”出身农家，靠读书和打拼脱离了农村，但后来却以第三者插足的方式成为了一个与我年龄相差悬殊的大款的妻子，小说坦承“我”们的结合完全是“一笔买卖”——“我用青春的硬件和老李金钱的硬件扎扎实实地签了这一笔婚姻合同”。

“我”这样的女性显然是为传统乡村礼法所不容的，但传统乡村礼法这一不变的伦理价值观念已经在变动的时代里支离破碎了，“我”的离经叛道是礼崩乐坏的结果，甚或是它的原因，然而更无可质疑地是它的一部分。因此，“我”在这里已经无法再像鲁迅小说中的“迅哥儿”那样，做一个忧郁而严厉的审视者、批判者，“我”失去了这样的资格。和鲁迅相比，乔叶及其同代人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古旧的乡土中国，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时代现实远为纷乱芜杂，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我”无意于“迅哥儿”式的审视、批判，她只源自本能地伤感于她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中感到的变化和失去，但在理智上却更快意于这种变化和失去所换来的酬报与实利。

当然，“我”无意于审视和批判并不代表作者也无意于此，在对乡民自私性格的描写上乔叶依稀承袭了乔典运、阎连科等河南作家一贯的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但与作品对时代现实整体的刻画相比，这实在是无足道的。文化批判所惯有的那种震撼力已经彻底让位于对纷纭现实的忠实呈现——这典型体现于“我”与现实的那种熨帖而相得益彰的关系。也许，“无意于”的说法对作者而言并不准确，毋宁说，她是无力批判。是的，面对“乡村该往何处去”、“乡村会往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性困惑，谁又能给出明确的回答？

在《龙袍》中，老忠是乔叶着意塑造的人物之一，他表面上是历史错位造成的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喜剧人物，但他的公正、善良却透出一种人性的温暖，而他对集体主义和公社时代的愚忠和眷恋也没有让我们觉得好笑，反而更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身上那种对于生活的微末的期盼和愿景，它是那么微弱，又是那么坚韧，正是它的存在，如烛光一豆，使晦暗荒芜的生世不致陷入永劫。老忠的形象仅仅是作者充满感伤的童年记忆的一部分，他的善良所换来的病疾和落寞，只让他和他所在的乡村世界都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寂寥与哀伤，凝聚不起让我们感到温暖、鼓舞的力量。

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乡村”已经成为当下乡村叙事的“主角”，相应被轻忽和偏废的则是人物，这一所轻和所重并非有意，但却正让我们见出了当下乡村叙事的一种无力感，它源于现实本身的巨大与复杂，更源于叙事者在面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现实时的无主与彷徨。忠实地呈现这一现实和对此现实的感受当然无可厚非，但对文学写作而言，“人”始终是它终极的关怀对象，那些底层小人物，那些悲剧命运的主体，他们的受苦、他们的期盼，他们的希望所系和幸福所系，这应该是一切关怀与救赎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