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福田公墓，姚雪垠先生长眠的地方。10年了，一年一度清明节，我年年都要去那里看他，献上一束鲜花，寄托一份思念。今年，我又去了，一样的仪式之后，心情竟有些不大一样。是什么呢？转眼就是姚老的百年诞辰。就开始等待、期盼这个日子。可是当这个日子真的到来时，却又不知道该为老人、能为老人再做点儿什么。惟有怀想，惟有思念，惟有那么一份点点滴滴、丝丝缕缕的记忆，时时泛起在心头。
我生也晚。有幸得见姚老时，他已是85岁高龄。虽说依然目光炯炯、笑声朗朗，却已经深居简出，遁尘避世了。他告诉我，1989年以前，他一直坚持清晨跑步，从木樨地到钓鱼台，天天一个来回。再以后就不跑了，因为提不起心劲儿，身体也就随着衰弱下来。他自嘲：“廉颇老矣尚能饭，尸位素餐罢了——我这个‘位’只限饭桌边上那个‘位’。”他对我说：“几年前我这里门庭若市，如今变成了门可罗雀。你能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说明你不是个趋炎附势之人，我感谢你！也感谢苍天眷顾，给我的书房吹进来一缕清风。”他像关心自己孩子似地关心着我，让我时时感受着一种来自老父亲般的温暖与慈祥。我想不明白世间怎么就会传说他“狂傲”、说他“盛气凌人”呢？
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不想竟捅到姚老的伤心处。他眼圈通红着告诉我：“你不懂，世人也不懂，我不是‘狂’也不是‘傲’，是自信、是自强。我没有正经上过学，又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要不凭这股劲儿撑着，我靠什么走出河南那个小村庄呀！”好像是在“自我辩解”，实际是从心理角度求索根源。检讨是有的，那是在写给湖北省文联党支部的信上：“近年来由于《李自成》第一、二卷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这就更滋长了自满情绪，往往在谈话中或在作报告时表现出自满和自负。这是我必须下决心克服的痼疾，希望同志们随时批评指出，帮我改正。这个缺点在我身上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是世界观问题。例如对徐迟同志某些公开发表的意见有不同看法，这本来很正常。我跟徐迟同志是老朋友，又都是湖北省文联的老作家，完全可以写信告诉他我的看法，但我却偏要公开批评，而且措词尖锐，缺乏善意，这就是我的不对了……”这封信我是后来才见到的，由此曾想到钱理群先生的一段话：“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如果世人都能像钱先生这样解读“狂傲”二字，我想姚老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关于姚老的传说，除了“狂傲”，还有“极左”，他曾经的“极右”倒很少被人提起。只有一次，一位搞出版的朋友突然问我：“姚老头儿真怪，别人都‘左’时他‘极右’，别人都‘右’了他又‘极左’，闹得谁都不待见，他到底图个什么？”“图个‘一肚皮不合时宜’。” 姚老听说后风趣地回答。他说我的朋友很有“脑子”，“能提这样的问题，说明他看出来我不是‘风派’，不见风使舵。我走我的路，活我自己的人，凭良心讲真话，管他谁待见谁不待见！”掷地有声的话语，让人永远不敢忘怀。一辈子没学会隐微抒臆的姚老，除非创作，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是坦白直言。即便是反躬自省，他的文字和语言也都绝不违背“内容真实”的基本原则。曾经见过他1950年写的一份检讨书，其中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一点：“南阳既待不下去，我很想前往延安。这是寻找光明与逃避迫害两种动机的混合，不是一种坚持在困难岗位上的打算。不过假如当时去了延安，倒有了学习和改造自己的机会。”当年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哪一个不是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偏偏就他是在别处混不成了才想起来去延安找饭碗？这种对于有些人来说只可烂在肚子里的话，他却非要一五一十地晾晒在“组织”面前，让革命队伍想不拿他当“投机分子”、异己分子都不行！1951年河南省文联机关刊物《翻身文艺》正当走红，偏偏只有他看出了人家创作上的“形式主义”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且要一二三四条分缕析地说出来，还要写成连篇累牍的大块文章进行批评，这笔账一有机会能不清算？到了“后现代”文化盛行的时代，放弃责任、消解崇高、嘲弄激情已成为社会时尚，姚老却仍要大谈什么“灵魂工程师”，谈什么“光辉传统”，“极左”帽子他不戴谁戴？一辈子吃亏都吃在耿直狷介“凭良心讲真话”上，姚老却一辈子无怨无悔，临到最后还要让我与他签订“君子协议”，保证写他的传记时尊重史实，“不许说假话”。每当因此而遭遇困难，就情不自禁地异想天开：假如世人都能如姚老一样坦荡、耿直，我们的生活岂不简单许多轻松许多？
有幸在姚老身边工作几年，对他的了解相对深广，感觉他品格中至少还有三个特点鲜为人知。一是不怕死。1930年夏天姚老因为参加学潮在河南大学预科学生寓所被捕，他抱定必死决心，起解时弯腰扒下脚上的鞋子放在门口喊道：“谁能穿谁就穿去吧，我用不着了！”走出学校不远，又向押解他的大兵要求：“别走了，就在这儿收拾了吧！”走到鼓楼时看到朝霞飘飞，他居然还能文思神来：“如果此生还有机会写小说，第一句就从这里开始：霞光照在鼓楼上……”其从容镇定若此，直令“死神”咋舌。几十年里九死一生，一次次战胜死神的，都是这种大无畏英雄气概。二是不怕官。战争年代在第五战区他不怕国民党的官，解放以后他更不怕共产党的官。原国家计委主任袁宝华说过，某次大会后要合影，与会者都是很有声望的老作家，被要求提前列队等候领导出场。姚老不买账，径自拂袖而去。他没有“官本位”意识，更没有当官欲望，一辈子只想凭自己的专业特长服务人民，他是真正的“无欲则刚”。1951年他坚决辞去上海大夏大学的副教务长、文学院代院长，1980年代又坚决辞去“湖北省文联主席”，都是为了专心搞创作，证明他从来没把“当官”看得比做学问高尚。三是不妒嫉人。姚老常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该写的事情太多，相比之下作家太少。为了帮助文学青年尽快成长，他一向“好为人师”，把自己创作中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都毫无保留地与人共享。有了新的选题、好的构思，总是口无遮拦见人就说，一点儿“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都没有。有人提醒时他还不以为然，说各人有各人的艺术感觉、艺术修养，同样的题材，十个人写出来会有十个样。应该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大家都写好了，真正的百花齐放局面就来了。他赞扬刘斯奋“很有知识，字也写得好”；他认为“柯岩同志在我国当代文学战线上是一位思想性强、颇有才华的多面手女作家”，在《柯岩文集》出版之际“欣然命笔题辞祝贺”。他不轻易赞扬别人，但他的赞扬绝对真诚。
乍看起来，姚老性格很开朗，整天乐乐呵呵的。时间一长就会知道，他内心其实很寂寞。1997年初春罹病住院，我常去陪他聊天，见他时常一句话没说完而突然缄口，两片嘴唇抿成一条坚毅的直线，目光也随之茫远起来，就知道他又陷入了往事的追忆。解放前他与人共创过五个刊物：《大陆文艺》《今日》《风雨》《微波》《报告》，其中除了《风雨》，余者都是刚开头便煞了尾，始终未能开垦出一片体现他追求的可以栽桃种李的园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丁玲曾送他一个绰号“独立大队”，他认为既概括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也肯定了他独立作战的能力。还有一点虽没说但他心里明白，那就是他的后援乏人孤单无助。青年时代遭遇误解、诬陷的一段生活是他身上永远磨洗不掉的疤痕，解放后反复检讨、反复交待，一而再再而三地述说着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从前的作品被政治一笔勾销，好容易有部《李自成》算是打了场“翻身仗”，却无奈事业未竟身先老。往事不堪回首，姚老的检讨足够沉痛：“我一辈子走了许多弯路，虚掷生命，总想到老年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能搞出一点成绩。但忽然已六十多了，时近黄昏而路程尚远。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实，光有空洞的志愿算什么？重要的是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而路上需要探索的问题太多……”读着这些话语，便仿佛看到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一个人踽踽前行，不问前途，只管把一串坚实的脚印留在世界上。
1995年的清明前夕，姚老打电话，要我去陪他逛琉璃厂。我说不行，因为我要回老家去给大姨和姥姥姥爷上坟。等到事毕再去看他。老人很详细地询问了经过。听说我从小没跟过父母，是由姥姥和大姨带大的，姚老说：“‘施恩不记受恩不忘’，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你不忘养育之恩，很好，应该表扬。”看我对父母“只顾革命不顾孩子”颇有微词，姚老劝说：“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自古讲究‘为天下者不为家’。你要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天下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他们的选择也是事出无奈呀！”
如今，姚老早已追随他的父母而去，去尽一个人子的义务了。他的墓碑上，“作家”二字也已深深嵌进黑色的大理石中。年年清明时分，陵园里丝竹缥缈，芳菲竞放。每当身处此情此境中，我总感觉冥冥中似有话语传来。犹记1999年5月14日，那是送别姚老的日子。凌晨，丈夫用自行车把我送到郊外一处僻静地，帮我点燃了-沓绵软的黄纸。我知道这于姚老并没有用，但我需要以此释放我的哀思。如今我又在这里写着这些文字，它们同样没有用，但它们就像当年那个凌晨飘飞于清风中的纸灰一样，带着我的怀想，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记忆，权作一份薄礼敬献给姚老的百年诞辰，祈愿老人家在地母的怀抱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