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冯永祺的《我常常想念的人》一书，我禁不住抛开杂事，优先开读。因为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经历丰富且仍在著述不止的前辈，她之至爱亲朋、社交圈、活动范围最能体现其喜好、追求和为人，从中尤能透视一个人的性情与心魄。

书中介绍了22位作者常常怀想与挂念的人，他们中有高官、名人，有农民、同事，有作家诗人、歌唱家舞蹈家书画家音乐家编辑家，七行八作、形形色色。开篇之作《欢聚在傣家竹楼——记文学大师丁玲暮年远赴西双版纳》展读便令我心喜。文中写作家陪同丁玲夫妇去看望傣族歌手的一篇游记，观察之细腻，记忆之准确，描绘之传神，是我读过此类作品中最好的一篇。记人记事文笔生动，画物画境清丽精到，读后就令人难忘。接下来写艾芜先生的第三次南行，不光写出这位文学大师平易近人、心系边疆平民百姓的特点，而且写出艾芜的丰饶胸怀，即认为“金钱富裕者不一定精神富裕。那些身份卑微、囊空如洗的人，精神中不乏‘纯金’。不小看他人，不抬高自己，‘居高’了也始终与人平视。难怪过去和后来有他滇西路上许多‘永远的友人’”。

在写柯仲平夫人《王琳？王琳！》时，作家先写了一些对王琳的误解，又通过晚年王琳为柯仲平编文集，奔走全国辗转漂泊，把冥冥长夜、漫漫晨昏交给“没个完”的事业，让人看到一个翅膀已老且有伤病，但却顽强飞向生命的广阔天空、与柯老比翼双飞的令人可敬又可爱的老太太。对于诗人、散文家、评论家晓雪，此书以《他总是微笑着》为题向人们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而《佤族第一个女作家——记董秀英》写得富有情趣，从董秀英的“佤味”、容貌、“蜡染化”入手，谈她的经历、写作、癖好，笔精墨准，入骨三分。写她迎送人时“两手一甩一甩，两膝一弯一弯，两足一颠一颠，一摇一晃打着锅庄”，笑眯眯的形象便呼之欲出。这恐怕是天下独特第一、古今“怪异”无双的一个作家，再难找出同样的另一个文人了。写人写形还要写神，画人画貌还要画魂，冯永祺抓住人物个性与突出事例，大处着眼，小处精雕细刻，聚焦于自己热爱对象的形神举动、内心世界和思想境界，于是便收获以少胜多、传情传神的功效，值得充分赞赏。

我原猜想：写让自己时常想念的人，一定是写与自己交往频繁、情深谊长的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书中着墨的重点，超出了个人私情恩怨，直指那些作家最尊重、最敬佩的学习对象，她甚至连与他们是如何认识、怎样来往的相互关系都不涉及，却专注于写作对象之事业、成就、突出贡献与特殊经历。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的确，这既是一个人人格健康的最基本保证，积极吸收各种养分，用于养心养性，它符合养生之道；同时更是一个人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精进不止的表现，它符合见贤思齐的古训，永不停步攀高峰，实在难得！有此心思，作家就不会叹老嗟病，没有年华老去的悲泣无奈，也不会沉溺于忧愁、追悔、感伤之类的情绪，她珍惜人间好时节，老来愈发少年狂，一面辛勤耕耘，一面欣赏别人更高的成就，冲破人生之风雨霜雪，永远保持生命郁郁葱葱的绿色。

不图轻松闲适，只求创造再生。书中倾泄了崇文尚友的精神追求，寄托了情真意笃的心志理想，采访写作了22个人，便为自己和读者树立了22根标杆——学习的对象和楷模。难怪为之作序的丹增都要表示“我将以书中的人物和本书的作者为榜样，不断刻苦、勤奋、笔耕……”当然，若用书目来检视写作，此书的写作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有些篇章写得过于新闻化、通讯化和特写化，叙事功能强于描写功能，概述介绍多活泼细节少，丢失了“我”，脱离了“我”去写对象，“想念”就没有了依附，生动性和趣味性皆会受损，阅读上也就不够“抓人”、“感人”。加强写自己与表现对象的情感关系、交往关系，当可改变这种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