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共编入66篇文学评论文章和学术论文。此外，还列出300篇论文和50部专著的存目。风风雨雨60年，仁仁智智数千篇，最终凝结为这样一卷书，一卷展现黑龙江文学发展脉络、理论批评谱系与学术创新超越的书，可以想见其工作劳动之繁难，专业智识之通达，治学姿态之严谨。所以，这是可喜可贺而又可敬的。这是一本珍贵的文论资料和思想资料。

龙江畔晓声，云海里广识，激荡中鉴奥，碰撞间创新。这是我通读《理论与批评卷》后感到的激奋。本书所选的文章，第一篇是老一代文学家关沫南1946年6月9日刊于《东北日报》的文章《关于东北新文艺运动》；最后一篇是周兴华教授刊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四期的文章《“我”与“我们”:茅盾作家论的意义标志》，基本是一年选有一篇，可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春秋。

这部书精选的文章，站在时代的高度，整体性地标识着黑龙江省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概貌，体现着黑龙江省各个年代理论批评的水平，代表着黑龙江省理论批评队伍的文学品位和学理追求。

读者会明显地感到，这部书的编选真是站在了时代高度，倾力吸纳了近年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积极成果，充分发挥了文学主体的自觉性，因而使得这部书焕发着透朗的文学气息，充溢着浓厚深邃的学术理趣。无论是评论作家作品的，还是总结地方经验的，无论是讨论文学思潮的，还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都紧扣文学文本，文学主体，文学规律和文学思潮，最大限度地剔除了碍手碍脚的附加物，读起来颇感清纯流畅。

我很认同徐志伟在《本卷导言》中，对黑龙江文论的突出成果和闪光亮点所作的梳理和归纳。那就是，在西方文论方面，曹俊峰和张政文的康德美学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注目；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袁国兴的现代话剧研究和罗振亚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景超的当代小说批评尤具特色。此外，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艺学方法论热潮，在90年代的黑龙江文艺理论界也多有讨论，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是冯毓云。而亮点之一是杨春时的“文学主体性”研究，亮点之二是吴黛英的“女性文学”研究，亮点之三是“东北作家群”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

除此，冯毓云、罗振亚、杨春时、傅道彬和于元秀等优秀学者的文章，均体现出强劲有力的学理冲击力与思想锋芒。杨春时的《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文艺主体的自觉性进行了雄辩的阐释，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精神和无限活力。他的文章告诉读者，文学活动是最自由的精神活动，是最有独立品格和自由意志的。任何外部因素和关联，会对文学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都不能取消或取代文艺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正因为文艺主体是以全面发展的人的身份来对待人类世界，因而文艺才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感情。也正因为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冲突，才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复活》这样的作品、聂赫留朵夫这样的形象。

“文学人类学”，这是个模糊的命题，至今仍有讨论。但在十多年前，傅道彬在他的文章《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中应该说讲得够清楚了。

再有，“现代性”问题在当今已具有“知识时尚化”倾向。于文秀在《现代性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似乎正成为可随时对接的流行话语，不管有价值与否，不管有无重要或直接关涉，言必称“现代性”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最后她提出，对于“现代性”，我们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既有，我们完全有创造自己的“现代性”的自由。在对中国复杂文化结构进行全面思改与整合的基础上，建构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现实的“现代性”，显然是中国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大势所趋的责任和使命。

以上所引述的几篇文章的观点，不一定很精要和准确，而且也不能说这些问题都不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值得肯定与赞佩的是这些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对文学有着深度的理解和自信，对民族地域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互补互促、交流互动关系有着清醒而自觉的认知，还有对各种文艺思潮的倾力关注和积极姿态。

总的来说，《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给人以诸多的启悟和裨益，或者把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提升到新的起点。特别是在民族文学经验与世界视野关系方面，在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等问题上显现得尤为突出。“全球化”无论怎样推进和演化，都不意味着文学民族个性的淡化或消解。积极倡导“走向世界”是发展中国文学的推动力和作家的追求，是当今时代的潮流。然而，任何具有“普适性”的知识建构和文学想象，都需要通过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知识介质与文学依托。广开视域，积极学习是为了丰富发展自己，同时也影响他人，促进共同进步。有了自己的根脉，有了自己的经验，有了自己的话语，才谈得上激活、创新和超越。再者，文学主体自觉性和文学本质特征的彰显，才会更有效抑制某些商业性、传媒性浓烈，文学元素和人文精神缺失，随波逐流的“三俗”之类的东西，假乎文学之名以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增加一分自信，那就是真正的文学不会走到边缘，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