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描写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文学，它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看待的。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相互影响。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开山之作。当时，我大学刚刚毕业，到林业部上班见大家都在埋头看一本杂志——《新观察》，上面登载着那篇报告文学。在林业部几乎是人手一本，当时特别轰动。后来的天然林大禁伐，不能说与这部作品的影响没有关系。我本人也是受徐刚这篇作品的影响，而写出了《大兴安岭时间》《遥远的虎啸》《告别伐木时代》《林区与林区人》《共和国：退耕还林》等生态文学作品。

可以说，徐刚是生态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徐刚的可贵在于20年来他从未停步，始终坚守着一种精神。他几乎成为生态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一直以来，生态文学的特点主要还是暴露生态问题，表达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自然、对生态的悲悯情怀，是呼吁，是反映危机，是在列举现象和指出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性的反思，并且告诉大家，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如何的糟糕和可怕，所持的态度是批判的态度。看看当时那些作品的题目就可了然——《人、地球、警钟》《淮河的警告》《中国水危机》《北京失去平衡》《人类，你不能自我毁灭》。当然，这非常重要——在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指标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有人大喝一声。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声音”，我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我们对自然的伤害太久了，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吗？徐刚和生态文学作家们思考的是我们大家都应思考但从未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终于想明白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予的，即便每个人的生命，也是自然的恩典。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秩序的，纲、目、科、属层次井然，不受任何人类革命变乱的影响而动摇。生长是不可压制的力量，季节一到，荒漠也会开花。

当世界上只剩下人和钞票的时候，人就会知道：钞票不能吃。

多年来，生态文学在培育中国人的生态意识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现在，谁都不会把践踏草坪当做光彩的事情了，也不会有人以大啖野生动物而津津乐道了。当然，文学的作用不可能三天两日就可立竿见影，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作家莫言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他说：“对人来说，头发是可有可无的，但人千古后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只有头发，其他的东西都化成了泥土。文学就是人类的头发。”时代的脚步在大步向前迈进。在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仅仅反映问题、反映危机是不够的，生态文学不应是“警告”和“危机”的代名词。今天的生态文学还应自觉地反映人类是如何调整与自然的关系的，是怎样恢复和重建与自然的和谐的。可惜反映这方面情况的作品不多。事实上，一方面问题和危机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状况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生态建设的确取得了显著成效。监测数据显示，长江、黄河、珠江和钱塘江等主要河流的泥沙含量大幅度减少，有的减少50%以上。大熊猫由过去的800只增加到现在的1500多只，一些消失多年的珍稀野生动物又在山林中重现身影。中国的林区、山区、沙区、湿地与过去有了根本的不同，老百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到那些地方走一走，你就会有一种突出的感觉：贫穷的生态是不能持久的，只有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中国的乡村才能步入生态增效，农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些情况需要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作家们给予充分的关注。虽然上述只是一些数字，但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有故事，有的相当感人。

李青松，报告文学作家，1963年生于辽宁彰武， 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任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副主任。报告文学《一种精神》获“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和“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现已发表生态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茶油时代》《遥远的虎啸》《林区与林区人》《一种精神》《梁希》等。主要代表作品有《大兴安岭时间》《猛禽》《老号骆驼》《告别伐木时代》《兴隆之本》《从吴起开始》《喜鹊叫喳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