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地域文化建设的著作里，王长华教授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2009年)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这部凝聚着河北文学研究者心血的集体攻关项目，从酝酿到付梓，历经五载。全书洋洋七卷270万字。它的出版，标志着河北地域文化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也展示着河北文学研究队伍的阵容和水准。《河北文学通史》既宏观全景式地展示河北三千年基于独特的区位地理文化优势所形成的文学的总体面貌，又具体细致洞幽烛微地分析这一历史阶段文学现象的成因，品鉴文学文本的意蕴和个性，堪称地域文化建设的力作。

首先是定位准确，架构合理。地域文学通史写作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厘定地域文学的界限。河北文学通史的写作也不例外。对河北文学的准确定位，是通史展开叙述的前提和关键。《河北文学通史》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作家所处的河北地域为划分的基本前提，兼顾历史上河北地域形态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地域形态变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独特性。这样，一些虽不是出生在河北，但长期活动在河北，并且以独有的风格个性融会到河北文学当中、构成河北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作家，就有了入选通史的理由；而有些作家，虽出生在河北，但多年生活在河北之外，其文学成就与影响主要是在其活动所在地发生的，就不宜入选河北文学通史。这个标准，就是考虑到了地域活动对文学的影响的。另外，《通史》也充分考虑到了历史上地域文化形成的复杂因素，没有对河北地域文学做狭隘的理解。例如对于地处河北怀抱的北京区域的处理就是这样。明代之前，北京属于河北辖区内的一部分，通史当然要将活动在这一地域的文学写进去，而元、明定都北京之后，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文化功能逐渐显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北京文化特色，《通史》就不宜将这一时期发生在北京的文学纳入进去。一取一舍，显示了编写者对于地域文化与文学独特性的理解。从这一标准出发，《通史》搭建了较为完备的河北地域文学的叙述框架，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不同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学家的活动为焦点。在行文中，则以对文本的分析为切入点。这样，既有效梳理了芜杂的历史资料，又显示出某种地域文化建设的理性自觉。

其次是内容丰赡，史料丰富。《河北文学通史》堪称河北文学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里叙述了包括神话、诗歌、辞赋、曲、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等在内的众多文学样式，大量的实用性文体例如诔、铭、颂等在通史里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样处理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文学与非文学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适当考虑“非文学”因素进入文学史，是会帮助我们看清文学的本来面目的。而且，许多在国家文学通史里排不上座次的河北作家，第一次被写进了河北文学通史里。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国家文学通史和地域文学通史的关系问题。地域文学通史不是国家文学通史的点缀，地域文学通史的写作固然离不开国家文学通史写作的参照，但是，地域文学通史写作的要旨，在于挖掘被国家文学通史所忽略的地缘文化内容，弥补囿于国家标准取舍所带来的认知“盲见”，打破文学通史写作定于一尊的格局，丰富文学的百花园。地域文学史应该是鲜活的，它的目光不应该只是聚焦在那些被广泛认可的一流作家上面，对于历史上一些总体看也许成就不高，但在某一方面却值得称道的作家，文学史也应该给他们一席之地。《河北文学通史》收录了大量的国家通史叙述不到的作家和作品，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丰富文学史的写作，更是为了给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没有丰富的史料支持，文学史的叙述出现新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河北文学通史》里的许多史料是第一次使用，这对于改写关于河北文学的认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评价恰当，论从史出。文学史的写作不是一般的作家研究或作家评论。文学史写作，首先要尊重历史，不以个我的偏见为是否入史之标准，要从众多的历史材料中区分出哪些是文学，哪些是非文学，这当然需要眼光。然而，眼光是“操千曲而后识剑”的结果，不是一时的意气风发之论所能完成的。这部《河北文学通史》显示了评价恰当，论从史出的特点。对自己的叙述对象，既不溢美，也不掩恶，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较少以论代史。例如对于董仲舒的评价，对于纪晓岚的评价，对于河北三驾马车的评价等，都显示出了一种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河北文学通史》既着眼于国家文学通史的总体性背景评价历史上的河北作家特别是有成就的河北作家，又格外看重基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塑造所形成的河北作家人文意蕴的独特性。这样就既避免了国家文学通史对河北作家评价的干扰，又防止了囿于河北人写河北事碍于情面所带来的对叙述对象的“过度阐释”，有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清河北文学的面貌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