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什么呢？如果别人没问过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知道答案的。不过如果有人问我时间是什么的话，这时我就不知道了。”圣·奥古斯丁的这句模棱两可、略显拗口的话却道出了“时间”潜藏的奥秘。当我们真正面对“时间”的时候，人性最危险、最脆弱的一面暴露无遗，此时来自于断裂、消散、晕眩的恐慌让我们陷入失语的沉默之中，倘若主体是一个柏拉图所认可的超拔的“永恒者”，能够在失语的时候保持着永恒性、认同人性永不消逝的完善本性，那失语是睿智的通透与达观，否则，失语很可能是“恶”的缠绕往复造成的不可抗拒的压迫性，是无法治愈的创痛，是接近于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某种死亡的表象。而这一切由谁来传达呢？我们习惯于经由“现实”这一深度无法度量的人性的容器，来展示永恒创痛的当下性，但“现实”也同时成为我们直面永恒时间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卡尔维诺所讲的制约小说飞入另一种空间的“沉重的奴役”；“现实”成为小说的死敌，也成为了埋葬“时间”的凶手，但对于我们，对于残酷现实像受辱者脸上的眼泪一样清晰的时代，小说家拥抱“时间”更重要，还是沉溺于“现实”更重要呢？或者说，是艺术更重要，还是责任更重要呢？也许这一疑问由安黎解答更为合适，但我很清楚，当他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还尚未从失语的恐慌与绝望中挣脱出来。
《时间的面孔》（作家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更像是“现实的面孔”，安黎用疾风暴雨般的“现实”毁灭了我们对“过去”的留恋、对“未来”的期许。一个乡村改革者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命运，就是一个生命被悬挂的命运，那片风中摇曳的“枯叶”倾诉着无数悬挂者无法驱散的噩梦。立本，这个无比熟悉的人物，带有强烈的寓言性，人的原始欲望的现代显现、中国乡土伦理境遇的崩溃、国民精神蒙昧的文化想象形成的种种神秘的、冲突的张力，经由几十个人物的互相背叛和互相伤害的狂欢图景，把人性对“现实”的绝望和对罪恶永恒轮回的可怕境遇的想象推向了极致。徘徊在中国乡土社会的百年梦想或梦魇，包括“五四”以来的启蒙理念和国民性批判，包括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的乡村教育实验，包括现代化的代价，包括乡土精神的沦落和生态的恶化，安黎皆以无比迅疾的节奏和密集的叙事铺张尽情展现，无所顾忌、几无保留地给我们呈现了尽量多的“现实”——多到过量。一个蛰伏了许久的笃定的写作者显然并未被艺术的玄想隔绝，西北，一个土地的色彩比天空还要醒目的地方，总是在赓续着某种顽固的写作传统，安黎似乎比这一传统更为热切、更为急迫、更为愤怒，一部从30万字删减为15万字的长篇小说，仍然是这么密不透风，似如磐的阴霾和庞大的幽灵，召唤着绝望和虚无、关爱与战斗！但安黎的命运和立本并无二致，后者被“现实”吞噬，前者被“现实”的影子吞噬，他梦想小说变成刺向“时间”的利刃，让“现实”向预想的美妙世界敞开，但事与愿违，过量的“现实”既毁灭了“时间”的原始性，也摧毁了小说的脆弱的自主性。
斯蒂文森认为：“说小说是一部艺术作品，多数是由于它与生活之间无法估量的差别，而较少是因为它与生活有着必然的相似。”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命名为《时间的面孔》的小说最终更像“现实的面孔”，因为安黎回避了通过超越生活以实现直面“时间”的危险时刻。对于小说而言，没有什么比直面“时间”并试图描述乃至重构时间更危险的了，但这种临界的“凶险”也是成就现代小说经典的必由之路。现代小说开始于现代性中传统“时间”感的消散，“现代性经常被刻画为一种时间的不连续的意识：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福柯），无论是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还是晚近的“新小说”，都把人们对惯常的时间感的沉溺驱逐到一个无所依傍的不安和慌乱之中。安黎没有承接现代小说的这种传统，他仍然秉承着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固有观念，最大程度地揭露和批判丑陋的现实和丑陋的人性，为此他甘愿牺牲掉现代小说的各种艺术探索开启的想象空间，让“现实”像急促地暴雨一样击打着我们麻木、冰冷的头脑，几十个人物、无数的故事、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文本粗砺得如同黄土高坡赤裸的土地和悲凉的面孔，让小说的触角尽可能地扎入“现实”的绝对深度之中，正如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我写文章，则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唤醒该唤醒的，净化该净化的，提升该提升的，让人间像个保温房，弥漫善良、挚爱与关怀。”他的这种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现实”关怀是他的小说不断浮现又消隐的旗帜，那些针对现实问题的教化、表白与激愤成为盘踞在文本中的一股奇异的势力，它们让小说的步履散乱，叙事铺张得像是一个试图吞并一切的暴君。安黎牺牲了小说美学的卓异所兑换的“现实”是否是朝着一个净化与提升的坦途呢？他把小说命名为《时间的面孔》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如他的言辞那般的进化论者，或曰乐观主义者，这种矛盾是现实主义写作不能避免的。
“类似于悲剧，现实主义在读者心中也实现了一种情感的仪式化涤荡，尤其是当读者对书中人物满怀同情（怜悯）和为再现的故事唏嘘不已（恐惧）之时。当然，现实主义所带来的这些美学享受，大部分依赖于对这些情感的唤起和宣泄。但在该模式的接受中，此种经验的功效是什么呢？卢梭大概是第一个对艺术的悲剧力量大发牢骚的人，他认为它的功能在于维护现状，带来的是‘有限的震撼且不能动摇既定的道德’。如同牺牲的行为，对混乱缓解以及社会秩序重建的仪式化排演，只能强化那种秩序，并且宽恕暴力的产生。与此不同的是那种更为辩证的叙事形式，它结尾于一种道德的困境，驱使一个人彻底改变他的行动，进而改变整个世界，而现实主义的结果似乎只是私人经验与顽固现实间的和解。”安敏成对现实主义者的分析也许是片面或偏执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判断“私人经验与顽固现实”是否实现了和解。如果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体并不是一个绝对价值的实践主体，那最终的和解是必然的,而这种必然性在当代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小说家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时代、为人性负责，这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问题，但就目前“现实”显现的方式与现状来看，仍然通过小说的“现实”再现来劝诫、改良和促使时代的进步，似乎并不是最合理的，或者说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们是否因此就绝对地否定安黎的这种“陈旧”的书写形式呢？这种书写形式在现代的不断失败又不断地再现是一个后发现代民族国家永恒的寓言，这不是一个关乎小说或小说家的问题，在此之前，它关乎于人及其境遇，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乎于每一个沉思的中国人与“现实”的绝对密切的关联。任何诚恳的舞蹈都是戴着枷锁的。“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阿伦特）我想，安黎在认同一个小说家之前，更为认同一个怀有热情和良知的“人”，他恐惧自己被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知识者、小说家，小说甘愿被“现实”绑架的目的仍然是一个避免了自私自利的人的自我救赎。作为一个读者，我只能说这种理想的批判必将溃败，但作为一个感同身受的“现实”的俘获者，我只能在这一“伪装”的原教旨主义自杀式 “袭击”里，与一切自我救赎者的“勇敢”和“怯懦”握手言和。
我们如何逃离“现实”，同时不丧失自己的现实性？小说如何拥抱“现实”，同时不丧失自己自由的飞翔？安黎的《时间的面孔》是一种症状，不会给我们描绘答案，也不会把我们放在尼采颂扬的“永恒的门槛”上，阅读的后果是再次感受“现实”的深度与顽固，呈现永恒“时间”的努力被“现实”悖谬地扭曲为一种无助的失语，这就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当代命运。我们是梦想逃离的人，我们又是不忍逃离的人，我们用战斗避免逃离，而战斗最后也变成了逃离，也许这才是黑暗时代的衰微呈现的最逼真、最绝望的“时间的面孔”。让“现实”埋葬我们吧！让“时间”拯救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