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从不满足于“是如何”， 它是对“应如何”的未来目标的憧憬。文学理想是对杰出文学作品品质的自觉想象和追求，它为文学创作确立方向、提供动力、设定标准。在这里，文学理想实际上是指合乎人们理想的文学，而非专指通过文学文本所表现和传达的人生理想或社会理想。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558页）。这一被我国一些学者概括为“三融合”的艺术憧憬，不仅是戏剧的未来，而且也是小说等其他文学样式的未来。
实际上，在德语原文中，“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之间用的是逗号。按照德语习惯，这逗号后面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应理解为是对前面的“较大的思想深度”的解释，俄语译文与德语原文是一致的，中间也没有加连词（参看《马列文论百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因此，“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表达的是一个意思的两个方面，可以理解为以主体思想作为表现形式的历史意识，或者说是具有深刻历史感的主体思想。“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对文学作品的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的一种概括。这种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的全部生动性和丰富性都来自于作为“福斯泰夫式的背景”的现实生活，来自于“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
由此，“三融合”的文学理想就可以表述为具有深刻历史感的主体思想与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的完美融合。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性，它以现实主义方法为主吸收融会其他各种思潮和流派的有益于塑造文学意象的创作方法，从而使综合性、丰富性、展开性成为其基本特性。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完美融合”的“完美”，即具有深刻历史感的主体思想与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的融合是自然的、有机的、相辅相成的、不可割裂的，既不能以前者损害后者，亦不可以后者损害前者。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期上发表的《革命文学论》一文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就是他那一时代的文学理想。1925年7月，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也提出了自己所理解的文学理想，即“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文学，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文学。我觉得，这样的文学理想都是与恩格斯所说的“三融合”的文学理想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
不想写出经典、不想成为大师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可以说，每个优秀作家都是怀有自己不凡的文学抱负的。当然，这个文学抱负在某个时代的幻灭不能只让作家个人为之负责。因为，文学创作虽然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但其文学抱负的实现、通往文学理想之路径的寻得，却绝对与周围的现实生活环境和思想环境相关，甚至与之有着因果的联系。这就像有作家创作了“坏”的作品，作家个人当然应当承担直接的、首要的和主要的责任，但说该作家应负完全的责任，则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作家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文本的创造。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文学理想呢？我想除了外部的必要的条件外，在实际的创作中，我们应该走“综合创新”之路。上面我们述及的“三融合”本身就是“综合创新”的成果。“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的，其要义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这里虽然说的是新文化的创造，但“综合创新”作为一种方法和精神，无疑可以为文学创作所借鉴、吸收，从而为我们的文学理想开辟出一条通径。
文学创作上的“综合创新”，首先体现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比如单纯的自然主义、单纯的现实主义、单纯的浪漫主义、单纯的象征主义或其他单纯的现代派方法及后现代方法在当代的文学写作中都已经不够用了，由于当代人认识的深入，对对象的描写往往需要各种方法的有机“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新的创造。任何一种方法的使用都是开放的、兼容的、支援的、对话的，开放性、兼容性、支援性、对话性，形成了“综合创新”在方法上的重要特点。传统是存在的根柢，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就会失去血脉和依托，所以“创新”不能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兼容和对话；传统的现实形态当然也不会再是那些陈规旧俗，它也是开放和对话性的，是能够兼容、支援“创新”的传统。
其次，在内容上，“综合创新”显得尤其要紧。当代复杂的生活形态和人生维度，裂变着的人格和人性，思想观念的多向度龃龉展开，内容上的“综合”性、“创新”性成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诉求。例如，以前文学描写中的纯正的思想和纯正的人物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所以，写正面人物，往往会涉及他的缺点，写形象高大的英雄，也不会忘记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写反面人物，也不会“坏”人一切皆“坏”，往往会挖掘出“恶”的人物的与“善”相通的人性情感。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综合创新”都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综合”不是简单地做加法，把人物都写得不好不坏或好坏参半，而是有机融汇，写出现代生活与现代人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柔韧性。然而，当前有些文学作品却把本来挺高尚的事给庸俗化、本能化了，把本来很卑琐的事给合理化、人性化了；在所谓的“综合”中失去了主导，在所谓的“创新”中迷失了方向。事件和人物主导方面的性质规约和价值取向被消解、被中性化了，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对“综合创新”的扭曲和败坏。对于“恶”的人物形象，可以写其“善”的人性的一面，但要做到“善”而不改其“恶”，“善”的因素是要反衬其“恶”，或者写出某种转化的可能性，而不是以“善”来掩盖或稀释“恶”；反之亦然。
再次，表现在文体形式上，“综合创新”表现为一个时期以来的“跨文体”写作，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的文学趋势。1999年，一些文学期刊推出了实验文本栏目，比如《大家》的 “凹凸文本”、《莽原》的“跨文体写作”、《青年文学》的“综合写实文体”、《东海》的“新锐文本”，等等。这些文本试图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等传统文体的分类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大文体写作的境界。但由于实验阶段没能产生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加之其青涩的“为文体而文体”的形式化追求为人诟病，这一实验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然而其影响却在悄然改变着一些文学写作模式，使一种“跨文体”的文体形式逐步发展。显然，在文体的“综合创新”方面，渐进式的有机的“综合”更易为人们接受。文体上的“综合创新”不只是形式上的要求，更多的是表现和表达上要求；是作家多样化表现的需求，是内容多视角传达的需求，也是读者多趣味阅读的需求。
文学理想的实现，“三融合”目标的达成，要求作家必须培养自己从过去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时代、进行创作的能力。“三融合”只有其发展形态、阶段形态，没有其完成形态，所以它永是目标和理想，是作家努力的方向。作家在创作中，要有一种常香玉所说的“戏比天大”的精神和状态，这是创作成败的关键。有些作家认为，思想的欠缺是当前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病灶。然而思想的形成，不在于空想，而在于扎扎实实的写作。因为正如某位西哲所言，“思想是写出来的”。我国有学者描述了这一过程：在具体的写作中，一些从未有过的想法萌生了，原有计划中的想法却删除了。原来考虑好的一些情节，在写作中感到越来越不合适，最初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却涌现了（张清民：《话语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由此可见写作本身对于思想形成所具有的重要的推动意义，作家必须严格、严肃地对待写作本身。
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是要用作品来说话、来证明的。然而，一些外在的功夫也必须下到位，比如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与社会生活的结合，与先进的思想文化的结合，等等。文学理想的实现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达致想象极限的优异作品，则必然是对于作家的一种极限性考验与挑战。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临川先生文集》）我想，这对于追求着文学理想的写作者们是富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