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美术家、摄影家都很关注“风景”内容，其区别在于，前者多留意于人文岁月而不是四季自然。王爱英的《风景混沌》（载于《长篇小说·长江文艺》2009年冬季号）则更是通过多棱镜般的动态“风景”呈现，表现出了对于人文岁月的伦理兴趣。我注意到，小说卷首位置醒目地印着“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的字样，却毫不觉得突兀，并相信王爱英之所以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这句话，当然不会是突发之想，更不属于形式上的装饰性点缀，而是极力表征一种基于文化良知、道德自律的罪感意识与反省精神，其独到的“点睛”意义，已然通过小说的文本叙事得到印证。
这样的风景并不惊绝奇特，却可以称得上斑驳芜杂。抗战往事，“文革”恩怨，改革重塑，商潮冲击……动荡的历史风云与多变的社会晴雨交织缠绕，气象莫测，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命运走向相互纠结，又经岁月老人的重新洗牌而面目皆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变得不再单纯，都市、乡镇、村野难寻净土，金钱、权力、美色各显其能，区别只是良知、道德的底线有所不同——这也正是作品的叙事聚焦。王爱英很清楚，无论“风景”如何，作家的创作视野也应该超越具体的社会表象，以生动、饱满的叙事形态，展示人物的种种心灵奥秘。
《风景混沌》的开篇始于风雨如磐的1966年夏季。一个批斗会场面，初中生高志鹏无意中看到了俯身挨斗的女教师领口里的丰满乳房，正是那一刻，他从“15岁的少年一下子变成15岁的男人”。这样的细节描写似乎缺乏创意，却给人隔世之感，不过作者的叙述兴趣并不在此，它的价值在于凸显“文革”一代年轻人发育、成长期的畸形背景。接下去，饱经沧桑的时光被很快定格在了30年后。当历史车轮日益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左右，诸如历史的、社会的、亲情的、异性的关系都可以依市场经济规律随意布局，人的命运便很难超脱这种异己的控制力量。存在决定意识，已是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的高志鹏，越来越“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逻辑可以遵循，没有逻辑可以遵循的世界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世界你无法作出正常判断”，但他却必须接受现实。他对自己在这个社会所处的弱者地位并不甘心，也不会容忍世俗社会对他的忽视和冷淡，因为他绝不认为自己是个哲学意义上的弱者，“拔剑四顾心茫然”，痛苦的是他无力免俗。一方面孤高自许，一方面还要委身于金钱的诱惑，他就这样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内心挣扎。而高志鹏的岳父、昔日的轻工业局局长郭守本，遭受的则是另一种灵魂折磨。抗战时期，一次日军扫荡村子，年仅15岁的郭守本与苍白孱弱的同龄小伙伴根怀战战兢兢地躲在地洞，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对邻居桂芝嫂子强行施暴，这时候，结实健壮的郭守本选择了沉默，而看上去病恹恹的根怀却选择了出击——他推开郭守本的阻拦握着菜刀冲出去，结果同桂芝嫂子一起被鬼子用刺刀挑死。那个血腥、惨烈的场面并没有随着时过境迁而被郭守本淡忘，当他年事已高并从局长位置退下来，那种负罪的阴影便不断放大，特别是他回到蠡县老家在根怀坟前烧纸那一刻，甚至出现了幻影幻形的恍惚。也正是这时候，良知的煎熬使他拒绝了日商的投资请求。
拥有日资背景的商人金海青和高志鹏既是初中同学，又因分别娶了郭守本的女儿而成了一对“连襟”，他们曾有着很深的“文革”恩怨，意外的“连襟”关系又戏剧性地拉近了彼此距离。当金海青依靠日本的阔亲戚而突然暴富，便一改过去委琐、低微的颓相，身价也几乎是一步登天，不仅使得清高、美艳的黄玫玫成其掌中之物，他还以聘任的手段让向来严肃、正统的岳父郭守本体面地接受了自己恩赐般的资助，更为得意的是，他还让高志鹏低下了高傲的头，为了一笔诱人高价而为自己的公司员工讲课，猫捉老鼠地戏弄、羞辱高志鹏是金海青蓄谋已久的目的。金海青的日资背景来自侵华日军后代的商人樱井，他们计划在蠡县投资建造寺庙以祭奠樱井亡父的灵魂，却挫败于郭守本的断然拒绝。金海青固然利用金钱摆平了许多人和事，却最终摆不平岳父郭守本的忏悔与良知。
这个世界的“风景”日渐混沌，与物种演化与伦理进化之间的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世上的万千物种，究竟是适者生存，还是优秀物种更有生存力？这个问题的意义无论对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很重要。达尔文最早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认为，生物的进化并不取决于其内部特性，而决定于外在的自然选择。今天看来，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因为物种生存的优势很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而转变为弱势，这说明内因的变化同样不可忽视。晚年的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对自己的早期观点作了修正，即在生物领域讲演化，而在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则讲进化，他还从性选择和亲情的角度，强调爱的力量源于人的本性，以反对人性自私论。小说里，小航曾与外公郭守本敞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越是优秀的基因，越有可能过早衰亡，“科学家后来经过好多研究证明，被淘汰的往往是最优秀的，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平庸的和劣质的。也就是说，物种存活与优劣无关，甚至相反”。小航还举例说，“你看电视里的非洲草原，当食肉动物前来袭击斑马群时，总是最优秀的雄斑马挺身而出，为了掩护马群，雄斑马往往身陷重围，最后被食肉动物杀死……那些怯懦的雄斑马由此获得了利益——它们不用竞争，轻而易举地补上了优秀雄斑马死后的空缺，霸占了母马和马群，坐享其成，而且繁殖出越来越多的自私怯懦的小斑马”。基于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与遗传变异之间的原理和悖论，人不能太优秀，小航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能说小航是在信口开河，至少曾经胆怯过的郭守本就很受触动。但这个结论从一位年仅15岁的中学生嘴里说出来，不免令人深省。更富有喻世意味的是，时隔不久的一天，正当一位垂钓老者不慎滑入风荷湖里，而湖岸上站着的十来个人都不肯救人的危急关头，正是小航跳下去把老者推到岸边，自己却溺水身亡，以15岁的生命陨落佐证了那样一个伦理悖论。
至此，小说叙事陷入了一个“15岁”的生命怪圈：根怀为从日军兽行中救出桂芝嫂子而勇敢献身那一年正是“15岁”；当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的郭守本也是“15岁”；1966年的夏季，高志鹏与金海青相互结下宿怨，两个人同时是“15岁”；高志鹏的儿子小航为救落水老者而夭亡还是“15岁”。15岁刚刚在破土发芽，15岁的生命季节是青涩的，更是鲜活的，15岁的未来前程似锦，不可限量。然而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并非直线式，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者”，不一定意味着优秀、拔尖。“15岁”的生命怪圈强调了人们容易忽视的伦理异化现象，作者在玩了一把黑色幽默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含有隐喻意味的叙事文本。
《风景混沌》并不是王爱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郭小东曾在《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谈到：“把一大群本该是时代的前驱，却造就成时代的落伍者，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似乎还较少集中地在文学中予以表现。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赵玄的《红月亮》和王爱英的《当代骑士》，把这个文学主题带进了知青文学，他们从另一角度，壮观地描写了这一过程。”关于王爱英的这部长篇小说，郭小东认为，“《当代骑士》强调了陈英男的骑士风，突出了他耽于理想的虚妄及现实对他的背反，其真意在确立正题提示反题。在几分调侃中透视人的悲剧，其责任更多地归咎于人自身动机与效果的矛盾，塑造了一个地道的当代骑士。”时隔二十几年，高志鹏的人生经历是不是可以成为陈英男后续故事的现代版，尚需要进一步考察，但《风景混沌》的忧思叙事风格依稀可见《当代骑士》的显影，却是可以肯定的。直击灵魂，拷问良知，呼唤拯救，折射出了其创作主体一以贯之的人文理想，亦可见证王爱英堪称“执拗”的忧患气质与伦理自省。应该提醒的一点是，这种“执拗”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对于长篇小说创作，可以是起到深化创作寓意的催化作用，也会容易造成作品内在格局过于纠结的叙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