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理想是一种强烈而真挚的精神向往，它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古往今来，远大理想始终是文学作品的一面精神旗帜。古希腊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就已经向世界昭示灵魂的完美是人类最高的追求;18世纪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在召唤人类新的精神信仰；19世纪海德格尔寻觅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奖励“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等等，说明人类一直都在关注自己生命的终极追求，探寻人类最高的诗性存在，表现理想信念的永恒魅力。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有的作家缺乏远大理想。作为人类高级精神活动的文学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鲜有表现出商业主义环境中批判现实、净化灵魂的努力，反而出现了一种迎合欲望化生存、放逐思想追求、导致精神失落的倾向——既有最激烈的亵渎者对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否定，对社会人生的嘲弄，对理想精神的背叛，也有在冷静和客观的叙述中不厌其烦地、以标榜真实的姿态呈现大千世界中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鸡零狗碎的生活而使崇高理想、伟大爱情变得卑微、庸俗；既有干脆回避理想的存在，面对物质的诱惑，把一切社会规范和文明禁忌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也有干脆炫耀金钱的万能，在对金钱的疯狂崇拜之下，最基本的人伦道德都灰飞烟灭；既有部分作家只关注“自我”，突出本能，“非理性”表述成为某种时尚，也有部分文艺工作者失去了应有判断，盲目接受，片面曲解，在“自我”问题上的认识走向了极端；既有一味突出对人的本能的探究、刻画和宣泄，追求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欲望表达，也有一味强调超越一切社会关系和历史的制约，追求随心所欲的对待一切。于是，渺小被当成伟大，歪曲竟成了和谐，病态的被当做正常；消解崇高，淡漠理想，无病呻吟，利益至上的风气日渐乖张；言及远大理想，不仅很难引起共鸣，甚至还会遭到嘲笑。原本是对自我的强烈追求，最终反倒丧失了自我；原本是摆出一副蔑视世俗姿态，最终却陷入庸俗的泥淖。偏执于“非理性”创作，使得一些作家的精神世界彻底溃败，理想完全缺失，沉迷于人生种种黑暗、绝望、丑陋、龌龊的书写，醉心于平庸、低俗、浅薄、游戏的表述。

事实上，文学不能没有远大理想。作为人类精神航标和灵魂栖息地的文学，如果放弃理想而热衷于卑琐，就一定会失去跃动人心、引领历史的根本力量，失去人们对文学的敬畏和景仰。人们欣赏文学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美好的精神慰藉。即使在遭受挫折、承受苦难的时候，人们总是能从文学作品所表达的理想中，激发自己追求真善美的希望，汲取享受美好进而实现这种美好希望的动力，并以文学作品创造的美好艺术形象为参照，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坐标，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价值。屈原虽遭放逐却赋《离骚》，靠的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精神；李白虽然不能实现“为君王师”的政治抱负，却凭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那种永不气馁的精神，为人类创造出最为瑰丽动人的诗篇，成为盛唐史上最富豪情的伟大诗人；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却唱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创造了“诗史”性的作品，把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曹雪芹虽家族败落，境遇潦倒，却能“从苦难中解脱”“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著《红楼梦》，以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如果创作抽出了远大理想这个灵魂，片面放大生活中的假丑恶，放弃对生活中真善美的表达，只是关注自我，宣泄欲望的时候，文学也就只剩下一个躯壳，成为一个毫无思想的文本。缺乏了对生命、生活本质的拷问，这样的作品最终将成为低俗、媚俗、庸俗的代名词，甚至沦为物质的玩物，人们不会再从其中汲取到任何精神的营养。这样的文学存在只能赚取一时的笑声，而无法激起人们心灵深处的共鸣。果真如此，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尊严和价值，它的边缘化也就无可厚非了。

毫无疑问，作家突出个体，张扬自我，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最具个人特点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刘勰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斡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显然，任何有个性有特点的作家，在其心灵深处都具有不同的性格和气质。今天我们强调“个体”与“自我”，既是由于现代人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人的个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挤压和消蚀，并且被消解到无个性的群体化、符号化生存中去，这就需要反叛生活中的庸俗、低俗和媚俗；又有感于烦琐、无聊、麻木、浅层次的欲望化描写，以及心灵的萎缩等物化现象，这就需要反叛创作中的虚伪、邪恶和丑陋。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绝对独立的精神个体是不存在的。人之所以高于动物，就是因为具备高于自然属性的社会属性。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非理性地把本能、欲望等当做世界的本原，不清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了解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来改造客观世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就必将陷入唯心主义。一味追求绝对独立和自由，其结果恰恰是与整个社会隔离甚至于对立；一味将个人欲望当做最真实的理想去表达，希望能够得到某种关注和认可，其结果只能是自我孤立，继而为人所不齿。可见，“自我”是不可能超离社会关系和历史的制约而绝对独立和自由的。真正的“自我”反而应该是能够驾驭他特有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将社会性的东西吸纳、凝练、贯通，通过文学作品，将自我的思想加以表达。这种“自我”仍然是独特的，但是由于走进了大众，贴近了生活，摆脱了消极，这种“自我”将更深刻、更健全。所以，真善美仍然是人们最美好的追求，远大理想仍然是人们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只有这样，向往美好、渴望理想、期盼复兴，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总是在憧憬着、企盼着、思考着未来，希望的火花在人们的心中涌现，崇高的目标在吸引人们勇往直前。而远大理想则为人们提供反思现实的价值标准，超越功利的精神视野，摆脱平庸的高远境界，走向明天的前进方向。这些正是文学所追求的完美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作家理性地关注生活、关注时代，需要文学创作守望理想、坚持崇高。

树立远大理想是提升文学思想品格的关键环节。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成为精品或经典，思想是其灵魂。加强文学的思想性，就是让文学有“远大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讨论一部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忘记某些故事情节，但惟独忘不掉作品表达的思想。一部充满理想表达的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必须是明晰的、向上的、崇高的，当这种价值取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时候，这部作品也就接近于经典。在文学的本质特征上，文学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艺术形象融化为一体的。肯定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其艺术价值的肯定。作家的思想秘密就隐藏在“怎么写”、“写什么”的艺术话语中。愈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度愈高，而且，在这种融合中，其思想性的生命力往往占据更突出的地位。现代作家中仅就审美感觉的细腻、文笔的优美、生活积累的厚实、学问的专精等而言，与鲁迅相当甚至超过者不乏其人，但却无法与鲁迅媲美，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无人比肩。所以，只有生活的新发现，艺术的新突破，才有思想的深度和文学的力度。要在变幻的生活中作出深层的艺术发现，就需要思想的穿透力。就生活写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为娱乐而娱乐式的写作，往往局限于思维或材料的范畴，难以超拔而出，更谈不上给人以精神的震撼和思想的提升。

守护共同理想是构建公共价值的必然选择。优秀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理想观、价值观，必然引导并影响着民众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一般意义上说，远大理想并非都要附着伟大，但只要称之为远大理想，就与欲望划清了界限，就意味着摆脱了低级趣味，意味着剥离了庸俗和卑琐，贴近了崇高。英雄是理想的化身，是文学最崇高的血脉，印刻着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塑造着高尚的生命和灵魂。英雄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与脊梁，支撑着民族的信心和力量。时代呼唤英雄，英雄代表着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中最富于生命、最富于朝气的新生力量，衍生着时代的最强音。所以，英雄形象的塑造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闪光点和制高点。一个个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英雄形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 “新人”是精神的引导。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形象，来重塑文学的公共价值，表现思想、理性、智慧，铸造社会公民责任心和事业感，支撑人们实施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坚定人们的理想和信念。新时代的模范人物不仅是生产力的代表，而且是先进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代表。只有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能从正面充分体现和凸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达到用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培育和武装人民的目的，从而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这些平凡之中的伟大，细节之中的宏大、琐碎之中的辉煌，总是在陶冶着读者，感染着民众，引领着社会的精神风尚；这种人类的力量，人类的信念，总是作为国民思想素质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一个有益补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理想信念的形成，进而也影响着整个民族共同理想的构建。时代进步需要共同理想的驱动，人民幸福需要美好理想的支撑。作家就是提炼、传达这种思想的最重要的主体，文学作品就是承载、传播这种思想的最有效的载体，让文学守望理想，这是必然的选择。

强化责任担当是作家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远大理想是作家不能放弃的追求，而且在文学创作中坚持理想精神的引领，坚持精神上情感上多层次的激发，具有“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关键作用。它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和谐理念成为全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给人们以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力量。虽然远大理想不是华丽的辞藻和宏大的铺陈，但越是在平凡生活中发掘的远大理想，越能够引起共鸣，越能够体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只要我们所处的社会还存在不完美，还存在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家就应该担当责任与使命，通过远大理想的表达，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一缕生机，为精神的缺失撑起一个脊梁；在琐碎之中写出感动，平静之下写出波澜，鄙俗和罪恶彰显美丽善良和真诚正义，苦难困境中的挣扎，更伴有信心勇气与理想希望。作家就是要在它们之间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找到生活的美好和动力，找到理想精神和美的体验，并以此来影响大众进而改造历史。当然，作家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创作，但个体的创作自由不是绝对的。作家的创作作为公共产品出现，就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必须担当社会责任，绝不能肆意妄为，随意把低俗、丑恶、颓废的东西以文学艺术之名加以传播。作为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文学要在多元价值取向的洪流中保持精神与品格操守，在媚俗化倾向泛滥的冲突中坚守和表达理想，带领人们走向美好的精神世界，远离庸俗低级的趣味。这就是理想的守望，更是作家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