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在人的身体上，被看成是最高贵的部分，因此，头是不能轻易被摸的，即使两个人再亲热，也不能摸对方的头，尤其是女人不能摸男人的头，孩子不能摸大人的头，否则就被看成是大不敬，这样看来，一个的头就是一个人的庙宇。因为头的尊贵，剃头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一件庄重的事。在我的记忆中，剃头时剃下的头发是不能踩在脚下人的，也是不能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被喜鹊之类的鸟儿衔了去筑了巢的，必须将头发收拾起来，包好塞到墙缝里，或者门窗上的椽花眼里。因此，每当我们剃头时，母亲就站在旁边，拿了笤帚一点一点地扫着头发，扫得小心翼翼，生怕漏掉一丝头发屑，更怕一不小心踩了头发，仿佛那头发是长在地上的禾苗，一脚下去会把它们踩死。

小时候，我们弟兄们的头一般是母亲剃的。母亲细心地磨了剃头刀，温了热水把我们的头发洗湿，再把自己的围裙围在我们的脖子下就开始给我们剃头了。但母亲的手艺的确不怎么好，因此，常常把我们剃得鬼哭狼嚎。我们越哭，母亲就越紧张，因此，母亲手下一颤，就会把我们的头皮剃烂，这时母亲就停下手来，拿一点头发屑贴在剃烂的头皮上，轻轻地吹一吹，然后，一边哄着我们说，不疼，不疼，很快就好了，一边再剃。要是我们实在哭着不让母亲剃了，母亲就用剪刀给我们剪，虽然剪头不会疼，但剪过的头皮上，头发总是长得不均匀，一道白一道黑，像春天剪过毛的山羊，好在那时有这种“山羊”头的孩子多，也就没有谁笑话谁了。

记得母亲有一次给父亲剃头，那简直是诚惶诚恐，剃头前母亲先洗了手，然后只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轻轻地按着父亲的头，右手拿着剃头刀一点一点地剃，由于她的格外小心，却偏偏把父亲剃得呲牙咧嘴。

本来，母亲是不给父亲剃头的，父亲的头一般都是请岔里上了年纪的老剃头师傅剃的。那老师傅姓杨，岔里老老少少都叫他老杨。岔里谁的头发长了，就去请老杨，老杨便在兜里装上剃头刀，手里提了一小块磨刀石跟了去。到了哪家，哪家就热情地熬了罐罐茶，烙了油馍，让老杨喝茶吃馍，然后才热了洗头水开始剃头。老杨的手艺很好，剃头一点都不疼，好像一只手在头皮上轻轻摸过去，头发就已经被剃了下来。然后那家就留老杨在家里吃饭，这顿饭当然是一顿比较丰盛的饭了。剃一回头，就像家里招待了一回亲戚，老杨推辞一下也就脱鞋上炕，吃了饭再走，临了一再叮嘱：家里谁的头发长了就说一声，或者捎句话来都行。

当然，也有不请老杨让自己家的人剃头的，但都没有老杨剃得好，往往头皮上不是头发没有剃干净，留下一小撮一小撮的短头发，就是握刀不稳，留下一道一道的刀伤。可想而知被剃头的那人，不是咬着牙忍着疼，就是时不时地哎哎呀呀地叫唤着。

后来，村里剃头的人少了，一是年轻人看不上那种“茶壶盖”式的发型，他们大都到城里去进理发店，不去理发店的也大多买了理发推剪，不再用剃头刀了。但一些老年人却不愿去城里理发，也不适应理发推剪，说那“推子”推的头，头发茬长，头皮痒，没有剃头刀剃的那么舒服。

后来老杨去世了，老杨的手艺就失传了。在老杨刚去世的几年里，父亲的头就只好由母亲来剃了。

再后来，我的二叔就成了剃头师傅。和老杨不同的是二叔不到各家各户去，而是各家的老人到他家里来，二叔就热了水，磨了剃头刀，一边和老人聊着，一边给他们剃头。有时十天半月来一位，有时却一天来两三位，但不管来几个，待剃完了头，二叔都给这些老人熬上茶、端上馍，让老人吃了喝了再走，如果赶上吃饭的时间就一定要留下吃饭。如果老人心情好，他就陪老人聊些开心的话题；如果他们心里有什么烦心事，他就耐心开导，不管来剃头的老人想通了没有，反正他自己觉得已经想通了。

有一年春节，二叔为村里所有的老人都剃了头，但自己的头却没有人剃，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拿出两面镜子，一面放在前面，一面放在脑后，然后捏了剃头刀自己给自己剃头。头是剃完了，但也难为了这位“师傅”，头上留下了几道难为情的刀伤。我问他疼吗？他一边笑着说不疼不疼，一边用剃下来的头发往刀伤处贴。我不解何意，他说头发能止血。

天长日久，二叔在岔里就落了个好名声，不管是他家里的农活忙不过来，还是谁生了病，岔里人都会二话不说去帮他。但二叔却并不是为了这个好名声，他说他的孩子们出嫁的出嫁，出去打工的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在城里上大学，干完了农活，就想有个人来聊聊天。给老人们剃剃头、说说话，也为自己排解了孤独，他感觉到自己有个剃头的手艺很好。

前些年，二叔也去世了，我不知道现在谁是岔里的剃头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