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经典童话不时显现，投以读者浮光掠影似的一瞥，亦或若隐若现，尤似脱胎换骨。需知这些出没于小说情节中的童话早已褪去先前的本意，成为小说文本意义空白的补充。要诠释童话文本，挖掘它们的多元性，就得追寻文本间的联系，由此童话文本的阅读就成为各文本间来回穿梭的过程；童话文本所蕴涵的多元意义也就成了存在于该文本与其所指向并相关联的所有其他文本之间的信息交叉。

后现代主义小说“借用”了童话文本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即“永恒”的幻想世界和“残酷”的现实世界，展现在读者眼前，强调了两个世界的极限、边界、偏向和基本“构筑”方式的不同，并通过文本间的相互牵涉作用，让读者自己去认定界线，或构筑界线，然后对这些规则提出疑问，从而重构读者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这并非简单地抹杀任何一个世界，而在于指出和暴露存在于两个世界边缘甚至于两个世界中间，即童话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紧张程度。毫无疑问，在他文本的作用下童话文本意义得到了无限多的补充和诠释，已非从前那样单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流动在互文中的童话意义以一种“对比”的方式得到了体现。就像巴赫金在他的互文理论中说的那样，读者抛开文本的表面结构形式跳了出来，并且把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文本与其他文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潜在关系上了，因此童话互文就在文本中获得了它的潜在意义。

事实上，童话文本本身确实有种强烈的内在潜力，“可为后现代主义者的诗论所用”。一方面，童话有其非现实性的特点，也就是说，跟现实主义的其他文学表现手法相比，童话是由幻想主宰的。“它是人民群众为表达他们对自然和社会制度的看法而形成的一种口头叙述的形式，是渴望需求和愿望得以满足和实现的一种心声的表露，通常用象征性的方式来描述”。因为童话故事讲述的往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旨在告诉人们人类的自身感情和思想，指导人们如何去面对社会团体，进而从精神上指引人们去认识他们身存的这个世界，所以童话有着很强的说教功能。另一方面，童话还带有些许的颠覆性。因为童话的文学形式最初是从那些无名作者或是故事叙述者口中代代流传慢慢演变发展而来的；其原先讲述的无非就是跟底层社会有关的事，而且还向人们灌输诸如“强权即公理”或“吃得苦中苦终为人上人”之类的道理，隐约间透着一股号召解放的颠覆气息。后经收集者们重编改写，稍有变化，但童话的颠覆性依旧存在，这种颠覆性或多或少的让受压迫的人们觉得只要有反抗就会有希望。可以说，童话是人们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因为在童话里各种不可能的事都有可能变为现实，而且它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用以展现各种冲突，释放压抑情绪，缓解感情伤痛和表达复杂思想。但童话在潜意识里刺激放纵了人们的欲望，并且驾驭欲望冲破思想意识的囹圄，以探求“一个更诚实的现实”，而不是令人们在幻想中自我慰藉，停留在“时间之钟的麻木现实”里。鉴于这点，童话也可视作受压迫者的颠覆工具，用来表露受压迫者想反抗解放自己的迫切愿望。

许多后现代女性小说家，诸如狄斯柯、卡特和温特逊等，从一些有名的传统童话故事里引用了各种各样的结构和主题特征来“戏仿”或是“改写”；她们正是利用了童话这种特殊的颠覆特性使文本相应地显现出了不同社会、文化、历史、文学表现的意识形态根基。采浦斯认为这种改写一般出现在“经典”结构与现代背景及选择性情节的融合处。尽管童话故事中的情节是相同的，但背景已经从先前的时代换到了现代，也就是说，尽管文本的字面意义仍在，但该文本已经脱离了它原先的文化性文本；由于其社会性和历史性重点的改变，当前的童话文本当然没法保留原先的意思，读者自然也不会用先前的方式去诠释该文本了。童话互文的另一种常见形式就是结尾的改写。这种改写涉及到名著童话故事内容的改变；文本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叙述了原童话故事中熟知的组成部分，从而迫使读者不得不去思考该文本的负面性，还可能会使读者对该文本产生抵触的情绪。此类改写经常会包含对原先构成成分的破坏、转移、反驳或重新排列，进而将读者从早已被设定的读后感中解放出来。例如，善良的人不一定“从此过上快乐生活”，王子历经千辛万苦也不一定能救出自己心爱的姑娘。这种模式一方面粉碎了读者对当前假象构成的认知，拆解了该童话文本与读者文本世界的关联，督促读者去认识幻想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似乎在戏弄传统的故事模式，展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叛逆气质，目的在于批判受束缚的传统意识形态并且揭露其不公平之处。这种改写的文本“通过使用传统经典为主体暗示了自己的非独立性，但在讽刺戏弄传统经典的同时又显露了其叛逆的一面”。

童话从独立的文本进入到文本间关系网中，看似物是，却早已人非了。互文使童话文本的语境得以多元化；文本自身的潜在意义也得以充分发散。于是对童话文本的研究就成了对文本改写的研究，也就是互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