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应该忧虑的不是创造了多少GDP新高，而是今后能否让产业与文化和谐共生，能否在“社会审美”的意义上实现向“现代审美”的转换。中国电影产业应该有其内在的文化驱动力，如果没有这个驱动力，那么，我们电影产业的生长必然会是“亚健康”的或不健康的，产业与文化势必将背道而驰。
电影离不开文学的支撑
当下，人们对于中国银幕日渐浮躁并趋于粗鄙化、平庸化的现象，屡有质疑并忧心忡忡。此时此刻，重提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便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电影与文学是对头冤家吗？不是。在电影问世之初，它其实只是借重科技而招徕观众的一种类似于杂耍的小玩意儿。恰恰由于接受了文学的启蒙，电影乃一步步挣脱“杂耍”的地位而学会了叙事并追求审美的境界，蓦然间银幕上焕发出一种新鲜而不可遏止的艺术生命力。
在艺术的门类学里，文学历来享有“雅文化”的美誉，而电影一般则被称作“亚文化”（指其是二流的“次文化”）——因其与市场和感官式娱乐贴得过近，往往难于昂起头来同以在精神层面展现形象与叙事的文学比肩而立。这个与生俱来的显著差异性，足以令有情怀、有操守、有追求的电影人跨越此局限，或者亦可令人在“次文化”的空间里徜徉自得而不知其所终。
新时期曾经以惊涛裂岸般的气势而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第五代”电影，在现代审美之维上的探索与跨越，究其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恰恰与当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召唤和文学“寻根”思潮的启迪是密不可分的。“第五代”导演多数站得住的、迄今已成为经典的作品，也大多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成功地进行了二度创造。事实上，电影倘若离开现实生活之源，离开由文学所发现并不断拓展的叙事范式及其美学境界，它是断乎不会有多大前景的。
文学的缺失带来电影人文精神的衰弱
中国电影在入世后，开始遵循WTO所例行的国际规范和准则，一步步尝试着如何促成文化与资本结盟，在电影产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而沉重的步履，在新纪元最初的时光“年轮”上，镌刻下了一些令人兴奋的亮点。但是，新世纪以来，与中国电影产业GDP数字增长的同时，电影文化演进的步履竟呈现出某种向“前电影”倒退的迹象，电影不但与文学相背离，还打起了一面“娱乐至上”的旗号。与文学分家后，电影所握有的声、光、彩色、数码化与3D等等科技元素，在所谓的“电影特性”上一味地炫技卖“酷”，愈来愈多地向“杂耍”靠拢。由此便愈滑愈远，终于背离并撕裂了现实主义的底线。现如今，“第五代”俨然已成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廉价而趋于低俗的大众娱乐快餐的泛滥，从《十全九美》到《三枪拍案惊奇》，堪称登峰造极。张艺谋此番面对媒体的一个说词是：“我搞多样性。”所谓“多样性”，俨然成了他放弃艺术家人文坚守和文化责任的一块遮羞布。试看《三枪拍案惊奇》，将东北“二人转”里老旧的陋俗元素予以大包装，将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剥离而悄悄滑向了纯粹诉诸感官的“山寨”式闹剧。明明是搞笑，偏嗜用血腥，又从哪里可以觅得所谓的“黑色幽默”？《三枪拍案惊奇》俨然是以“无厘头化”而仅可博人一笑的“山寨”式闹剧。
回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第五代”无不是以人文情怀来包容大千的，而在张艺谋的背后，也总是有着莫言、刘恒、苏童、余华、陈源斌等这样一批优秀的作家群体给他托着底。但是，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已不再相信文学的情思，断然放弃了由衷而发的人文情怀，转而走向“图像、景观崇拜”，一味地炫技而刻意营造镜像奇观，将中国历史架空并乌托邦化。他所失落的岂止是电影的文学价值，更失落了艺术家主体的可贵情怀，同时也失落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尊严及其美学风骨。
特别到了2009年，我国电影发展的势头十分迅猛且成绩喜人，迎来了一个电影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期。该年度全国城市票房达到62亿，而2010年我国电影的总票房势将超过百亿，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黄金数字。然而，沉静下来想一想，超过百亿决不能让我们的头脑发热。超过百亿，事实上连康师傅方便食品企业的产能与产值都赶不上。再看好莱坞，2009年其全球总票房为299亿美元。其在国内的观众人次为14.2亿，海外观众人次达到57亿。两相比较，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在文化与文化国际传播上的差距便十分明显。需要深思的是，在电影产业黄金指数的背后，我们文化的负载究竟是厚重化了抑或轻薄化了，我们文化的软实力是否托举起时代的使命而达成了文化与产业的和谐；作为电影大国，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向电影产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无疑是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一个具有紧迫性、挑战性的课题。
电影“亚健康”的两种症象
着眼于文化在21世纪初的发展前景，我们不得不提出质疑的是：中国当今电影产业化的发展状况，缘何竟令某种“亚健康”的症象浮出了水面，此种“亚健康”的倒退症象之一是，中国大片文化品位的沉落；症象之二是，“泛娱乐化”潮水的泛滥。
症象之一，自新纪元伊始，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无疑是大片的“博弈”，这是依托在中国“和平崛起”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上的。继《卧虎藏龙》之后，接踵推出武侠传奇《英雄》和《十面埋伏》，随后又有《功夫》《神话》《夜宴》《无极》以及《赤壁》等大片，迭创票房佳绩，重振了华语电影产业之雄风。然而，到《赤壁》则呈现出一个文化的拐点，我们电影产业化的进程无疑正遭遇到一种“文化的悖论”，即：以牺牲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而去换取一时的市场业绩。自《赤壁》之后，事实上我们已经步入了“后大片时期”。《赤壁》竟将一部流传千载而脍炙人口的历史传奇，作了所谓“后现代”式的解构与颠覆。吴宇森跳的不过是一种迎合好莱坞的“独脚之舞”，即一只脚让好莱坞套住了。叙事的重心只是落在曹操与周瑜共争一个绝色美人小乔，如此“结局”，“赤壁”之战无疑就被置换为一场特洛伊式的“三角情缘”了。《赤壁》在国内的总票房达5.8亿元。但是，在海外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该片自策划之始，便惟好莱坞的大片模式亦步亦趋，但最终却并未赢得好莱坞的欢心与接纳。
再看《风声》，该片虽然赢得了2.2亿元的高额票房，但是，围绕《风声》的争议与票房恰恰是一起飙升的。这部谍战片以拷问、捉拿“老鬼”作为情节的枢纽，其实这恰恰是一个“伪命题”。日汪伪联手做“局”，放出假情报而暗布陷阱，其险恶用心在于一举剿灭到“百草堂”赴会的我地下革命志士；而将被疑为“老鬼”的五个对象秘密拘来古堡施“刑”，则无非是要抓出“老鬼”，以切断我党“卧底”与即将赴会“百草堂”的众革命志士之间的联系。试看，做局与施刑，在影片的核心桥段里，竟呈现为一种自相悖反、互为抵消的扭曲状态，轮番拷打施刑却一无结果，显然一再延误了对我革命志士实施剿灭的阴谋行动。手段与目的竟互为撕裂，甚至还将手段顶替了目的，一再以施刑之“酷”作为“炫”人眼球的市场卖点，而将日汪伪做局的险恶阴谋束之高阁。但看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施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三十余万中国军民血流成河，其兽性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按此日本侵略军的兽性逻辑，又兼以日军特务机关长武田雪耻立功心切，还在乎错杀这三五个“卧底”吗？如若将这五个怀疑对象抓来先一齐杀掉，立刻就阻断了我地下党一切联络的路径，由是便可直插“百草堂”而实施其歹毒的阴谋，还用得着这么拖延时间轮番拷问、区分什么真假卧底吗？这合乎历史的本质真实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兽性逻辑吗？有网友称，这部电影是豪华加长版的“杀人游戏”，实为一语破的。“捉鬼”成了游戏（即叙事）的焦点，谁是“老鬼”的悬念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令人从头到尾困于猜不破的“谜局”，却根本无从清醒地看到我隐蔽战线革命者果敢、无畏的战斗行动及其壮烈情怀。
我们不会忘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羊城暗哨》《冰山上的来客》等经典的反特惊险影片，剧中的英雄主人公李侠、侦察员王练、杨排长，他们的斗争智慧、情操、崇高的人格魅力及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与激励，巍巍然在银幕上留下了一座座英雄的丰碑。
然而，《风声》竟以血腥式的“杀人游戏”作为卖点，在该片90%以上的篇幅里，都是在渲染日本军人武田与作为汪伪鹰犬的王田香极端法西斯式的恐怖暴行，将他们的嘴脸刻画得可谓纤毫毕现，非常狡诈、非常嚣张。该片的要害在于，在刻意屏蔽历史之后，其一，人们既看不见“古堡”内被囚于牢笼里的革命者的真实精神状貌以及坚守信仰的内心情怀，使观众对英雄主人公的认同期待趋于消解；其二，人们也看不见“古堡”外我地下党任何历史的行动或反击，最终导致对历史正义性的瓦解与颠覆。在完全割裂了历史环境的本质真实之后，《风声》就成了一个“伪历史”的新标本。
另一个症象是，除大片之外，在多数中、小投资的商业片里，一股“泛娱乐化”的潮水拍岸而来，“无厘头”的恶搞喜剧泛滥成灾，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文化现象。某些以恶搞、戏仿、“无厘头”为特征的山寨影片，却拿下了高票房的纪录。这类恶搞喜剧以《疯狂的石头》肇其端，繁衍而至《决战刹马镇》。后者虽也挑出了一面“荒漠护宝”的旗号，但所凸显的充其量不过是村长夸张式的“恶搞”以及村姑“扮丑”式的胡闹。经过如此一番闹剧式的屏蔽，顿时便将西部农民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焦虑“解构”为“伪民俗”的“乡土旅游节”大甩卖。细究其实，夺宝与护宝，无非只是人工“嵌”入的一条叙事线索罢了，而镇子里的农民竟被紧“拴”在这条线索上，通通被“异化”为一众弱智的群氓，搞笑逗乐遮蔽了一切涉及西部农民命运的现实思考。从夺“石头”搞笑到抢“宝石”搞笑，看似花样翻新，说穿了它所匮乏的恰恰是真切的人文情怀及其艺术审美上的创意。
再看所谓“轻喜剧”巧作包装的《杜拉拉升职记》与《非常完美》。前者将“小资式的自恋”推向极致。片中女主角杜拉拉从菜鸟一路攀升到HR的高位经理，但观众却看不到她在白领职场究竟做出过什么样发奋的业绩，大不了做了个偷偷摸摸、半推半就的“小三”。拆穿来说，这里所演绎的无非是一折老套路的“偷情剧”，除了调情并无任何真实而纯真的爱情可说。而后者则是一个好莱坞版的言情“复仇”闹剧。该片的情节主线是，漫画家苏菲在新婚前夜突遭“婚变”，不禁妒火中烧，誓要向负心的新郎杰夫复仇。这条“复仇”主线，借助苏菲的潜意识而衍生出的“闪念”，以漫画式夸张的线条来呈现她心中的怨恨之火。自诩聪明过人的苏菲其“复仇”的“怪圈”，俨然就是一款自嘲自损的游戏机。该片叙事完全剥离了现实生活的逻辑，竟按照游戏机的路数穿凿勾连。孰料苏菲所给出的这类消费性的满足，竟令游戏机迷们爱不释手；但是，不能不说，苏菲式复仇的阴暗心理，尽管已被“游戏化”，但对于某些“80后”、“90后”的观众来说，这场“爱情游戏”在他们心坎上投下的无疑是某种非道德的阴影。
中国电影要有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紧迫感
随着好莱坞璀璨炫目的镜像奇观风靡全球，凡是具有一定文化判断力的人们，自不免会发出这样的质询：在遭遇好莱坞之后，那种早先如影随形、同电影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渐近线”和“亲和力”，是否正在受到严重的阻隔或削弱，电影艺术家的文学情怀与创作个性是否正面临着被泯灭的危机，电影的美学品质是否正在被异化而再度沦为娱人声色的杂耍呢？
囿于现代文化的缺失，当下我们的电影票房高了，电影产值也高了，但令人担忧的是，一种“亚健康”的文化症候竟也日渐彰显，我们电影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也日趋浅薄化与粗鄙化了。作家冯骥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社会审美”是否发生了问题？他还形象地表述说，“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作‘现代秀’。”进而又论证道：“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应该忧虑的不是创造了多少GDP新高，而是今后能否让产业与文化和谐共生，能否在“社会审美”的意义上实现向“现代审美”的转换。中国电影产业应该有其内在的文化驱动力，如果没有这个驱动力，那么，我们电影产业的生长必然会是“亚健康”的或不健康的，产业与文化势必将背道而驰。若不以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创造力来推进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而惟票房马首是瞻，我们势必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包括社会良知，人们的道德观念，人们对自身的价值和身份的认定，人们的信仰、理想、情操以及民族的尊严等等。而这些问题都被所有的商业片扔在了一边。从2009年电影产业的结构来看，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远远不够，文化的自主创新远远不够，文化的民族尊严及其厚重力度远远不够。这些问题必将严重制约我们整个电影产业健康向前发展的时代步履。
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业绩及其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步入世界大国前列的国际地位不堪相称。要实现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一个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融入世界，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进程，必须正面应对当下全球性的文化挑战。舍此而断无任何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