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船在文莱河上飞驰，那剪开的水波漾得很远，竟把附近停泊在河上的小船连累得摇摆不定。我一眼瞅见了坐在船中间迟来参加世界华文小说研讨会的《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他穿着米黄色风衣，正和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谈稿件中的问题。

当时，陶然手中还拿着刚出版的本地报纸，一边看风景，一边指着上面的内容在轻轻地絮谈。越是喧嚣的环境，他越能脱开现世诸多事物的纠缠烦扰。他一直和浮躁的俗情世界、霓虹灯装饰的时髦保持着一定距离。他敏感地警惕着生命的钝化、心灵的衰竭、人性的物化和人文精神的沦丧。笔者和他这样不同一般的相遇，不只在文莱。在东京，在万隆，在曼谷，在澳门，我总看到他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目不转睛地收集写作素材。他最近出版的《十四朵玫瑰》，便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对充满惊喜和冒险的旅程，近年来已有不少作家写过。陶然的《十四朵玫瑰》不与他人重复，仍有独特魅力，尤其是有一种浓厚的人文气息。其可贵之处，在于描绘海外重要景点的同时，又有意识地超越了以旅游为单一目标的写作，流荡着浓郁的诗情和哲思，洒向和平之乡都是情。在旅途中做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并不难，但是，能够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襟怀，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人生的意义，由此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去玄思去冥想，却是需要耐性的。对陶然来说，金巴兰海滩不仅是他吃烤鱼烤虾、再温一杯热带冷饮的地方，也是他一个充满了自然和生命神往的所在。“回首一望，夜色更深，星星更亮，歌声更柔，人影更朦胧，这金巴兰海滩便这样留在我的脑海里。”这就需要参悟，也需要心情的调整和身份的改变。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陶然，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中行走时仍然两袖清风，在和良辰美景亲密接触时不忘到当地华文书店“联通”，在那里吸取新的精神食粮，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前作“小鹦鹉之间也是弱肉强食，强者霸道，不断用喙啄逃其他同类，总是想要‘独占天下’”的人生沉思。在陶然笔下，万物是如此有情，众生是如此平等，“洋和尚”也有骑摩托、打手机的权利，这里所传达的是“有福同享”的人情味。

不要求所有人均读万卷书，但有条件者不妨行万里路。在陶然心目中，旅行与旅游本就不是一码事。旅行顾名思义重在“行”，出行路线由自己选定。以到三峡而论，既可做稳坐钓鱼台无任何风险的漂游，也可做有惊无险的军事式漂流，或像探险者那样做充满刺激性带一定危险的漂流。作为《中国旅游》杂志负责人的陶然，尽管受局限仍力求游出品位，游出美感，当然也一定要游出享受——不仅是物质的，而且也是精神的。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一个地方，冷气阵阵，繁嚣被隔绝了。耳畔飘荡着那孤独的旋律，眼皮渐渐沉重——这不是热带都市的梦又是什么？没有想到，海畔“梦园”里的梦，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寻”到雅加达市中心了。时空交错，疑幻疑真，刹那间我竟有身份迷惑的茫然感觉。

梦里不知身是客，回到“寻梦园’，看到窗外的椰子树在夜风下轻摆枝叶，我才确然想起，我只是一个过客。即使我出生在这个国度，但如今回望重归，也只是旅人的身份。像做梦一样，醒来已经是赤道的早晨。

是过客而不是“归人”，这便是陶然真实身份的写照。在蕉风椰雨中降生的他，后到北京深造，再到维多利亚港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他并不是印尼华文作家或典型的中国香港作家，而是漂泊世界的华文作家。在陶然看来，人类原本就没有家乡，乡园只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幻影。以出生地而论，他虽然吃万隆米长大，但唱的是前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说的是地道汉语，写的又是中文，其祖籍为中国广东，故印尼的胶园棕榈并不是他真正的故乡。相对于用印尼文创作的 “国家文学”，用中文写作的印华文学只能是边缘文学。而中国作家认为陶然最难割舍的是赤道山城，他当然是华人而不是中国人，难怪昆仑、黄山在陶氏看来是他乡。而他现在的工作地香港，也使他的创作被边缘化。在这种“双重边缘”的情况下，陶然自然信仰“本体论的流放”，确认自己是“旅人”，不承认有实体的土地和可指认的家乡。

陶然从不认为自己天生是当作家的料，但是，能从槟城的山水、语言、风俗和伊斯兰氛围中找到感觉和悟及神性的人，一定有由此及彼联想的独特能力。当然，这种联想得益于在东南亚旅游中所获取的灵感。

陶然向往通过洒脱的旅行走遍世界。但他还有繁忙的工作，因而更爱和文友们研讨文学之余结伴旅游。他不满足于做一位游客，而更愿做一个人生的旅行者。那赤道线上的大街小巷，还有那显眼的华文招牌，是他最爱流连忘返的地方。那里给他太多的人生记忆，其中有甜蜜，也有忧伤。读他这些充满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既过瘾又不过瘾。过瘾的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也分享到了他在周游列国时活色生香的经验和享受，不过瘾的地方是他还有不少游记限于篇幅和体例未能收录，我对小说家陶然写散文有热烈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