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年的日历本被一页页地撕去，仿佛是老虎的蹄痕与我们徐徐远离；辛卯年挂历上的日子，犹如小兔的脚步一天天向我们渐渐临近，被称作大年、老年或农历、旧历的初一，即将与我们相会。于是，我们便会想起那些红光闪闪的楹联、喜气洋溢的窗花、披盔持剑的门神、噼叭炸响的鞭炮、鼓鼓胀胀的饺子、甜甜蜜蜜的糖果、全家老小的团聚、磕头作揖的拜年……
然而并不是所有经历初一或春节的人们，都能贴楹联、剪窗花、请门神、放鞭炮、煮饺子、吃糖果、得压岁钱……比如长征路上的中央红军所历经的1935年即乙亥年春节，便没能享受到过年过节的快乐。他们是以枪声作为鞭炮、以军号作为唢呐、以篝火作为寒衣、以野菜作为年饭而度过了那个难忘的肖猪年。然而也正是这个艰难困苦的年节，使黑暗的中国听到了雄鸡的啼鸣，从而让中华民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为此，我们永远铭记着那个特殊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年节。
我之所以了解中央红军1935年的那次不算过年的年节，得从“文革”年代说起。
那时我在昆明军区宣传部任文艺编辑。1968年金秋时节，毛主席要在国庆前后接见全军团级以上干部。昆明军区是大军区，其所属的云南军区、贵州军区、13军、14军以及丽江、保山、临沧、思茅4个边防军分区的团职（除部分坚守战斗岗位的）干部，乘火车到达北京，住在五棵松政治学院等待接见。那个年代，“三忠于、四无限”是主旋律，为了对毛主席表示忠心，各部队和一些干部都自发地准备了各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礼品。为了便于管理和敬献，便把所有礼品都集中在政治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陈设展示。云南、贵州部队发挥区域优势，用一块块珍奇的天然大理石制作的屏风或挂件，画面大多以毛主席《长征》诗中写云南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等为题，或以《娄山关》词中写贵州的“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为题。还有大量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诗词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瓶1935年红军长征过贵州时酿制的茅台酒和一个红军水壶盛着的取自红军长征中渡过的云南金沙江皎平渡口的江水。此外，还有一些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诗词的书法绘画。我是工作人员，便住在教室里守护这些礼品。
第二天上午，老干部们纷纷前来参观礼品展览。保山边防军分区司令员范金标边看边说，发表着独特的感想。当他站在一幅表现毛主席赠柳亚子词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为题的国画面前时，微笑着对我说：“这老公鸡倒是画得挺英雄的！可惜我不会画画，要不然我就画一幅红军长征时的‘鸡鸣三省’献给毛主席……”
范司令员我们一般都叫他“老红军”。因为他在红军长征途中一直是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又担任驻守云南昭通地区的43师128团团长，负责红军长征时他走过的威信、彝良、镇雄等县区的剿匪任务。他所说的“鸡鸣三省”的地方，便是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属于威信地域的水田寨。那里的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因而得名。这位老红军所指的“鸡鸣三省”不仅是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说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党中央常委会解决了领导权的交接问题，使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转危为安，在听到雄鸡啼鸣之后，吹响了夺取胜利的军号……
自从听了范金标给我讲述的当年他在“鸡鸣三省”水田寨警卫党中央常委会的亲身经历后，我便向往着能有机会去实地进行访问。期待多年之后终于实现愿望，在2001年11月27日，我参加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采访团来到了水田寨，瞻仰了1935年大年初二那天，中央红军总部驻地和中央常委解决领导权交接的会议旧址——花房子。时值滇、川、黔交界地区的隆冬，阳光和霜雪互相辉映，升腾的一缕缕雾气举起一条条小彩虹。周围的一丘丘水田覆盖着鲜红的浮萍，在寒风中荡漾着生命的光彩。房前屋后簇拥着一棵棵苍松翠柏，犹如当年红军战士的英姿；树林中开放的一朵朵山茶花，很像是从红军军帽上遗落的一颗颗红星。此情此景似乎使我闻到了1935年冬春交替时节的历史气息。据介绍，花房子为清朝末年建筑，是当地一位郑姓乡绅的住家，分前后两幢，总占地面积2131.2平方米，无论是当年或当今都可称为豪宅。前幢为4列8柱，带西厢房，大小共10间；后幢为4列7柱，大小共6间。均为穿架式木结构瓦房，因其门、窗、板壁上雕刻有花草虫鸟图案，故当地人称其为“花房子”。1985年夏，威信县文物管理所将水田寨花房子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推荐为首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云南省政府又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搬迁了原住户。1996年红军长征中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标亲临考察，根据他的实地回忆，对旧址进行了复原，并将收集到的红军遗物以及当年有关电文、照片、标语等进行陈列。1997年，在旧址左侧建立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标志碑一块、说明碑一块。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讲解，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了花房子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明确了碑文中所说的花房子“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判断，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时为86000多人的庞大队伍，4个月后，历经蒋介石重兵沿途围追堵截，特别是强渡湘江之战死伤惨重，到1935年1月7日攻克贵州遵义城后，人员已损失过半。面对如此艰难危急的局面，党中央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遵义会议决议虽已作出，但决议仍未完成文件通过。由于形势紧急，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中央决定分兵三路从遵义向四川泸州、宜宾方向进发。可是数日来遭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林彪率领的先头部队节节失利。中央军委紧急会议后决定撤出残酷的恶战，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暂时放弃渡长江北上的计划，转而向云南威信县地域集结。于是，在1935年2月5日即大年初二那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纵队离开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行军75华里来到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领导和红军总部入住花房子。当天夜里，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在一盆盆炭火的温暖燃烧中，在一盏盏油灯的光辉照耀下，博古在会议结束时，就在花房子那间作为会议室的堂屋里，把象征党中央领导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和印章等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花房子会议的博古交权和张闻天接权，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中央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决议，从而也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时担任警卫的范金标曾经对我说过，奇巧而又真实的是，会议结束时，花房子的几只雄鸡纷纷跑到门前的场子上，不约而同地拍拍翅膀，引颈啼鸣，在那嘹亮的歌唱中，东方的群山之巅渐渐露出曙色，让红军指战员们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1935年过年那几天，中央军委率领着红军中央纵队，一直是在威信县境内边打仗边行军边开会度过的。2月6日（大年初三）离开水田寨花房子行军45华里到石坎子；2月7日离开石坎子行军20华里到大河滩；2月8日从大河滩行军15华里到院子；2月9日离开院子行军45华里到威信县城扎西镇。连日来这些短程行军，就是为了保证有时间让张闻天主持召开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会议是2月10日在扎西镇结束，所以党史上把这几天来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无疑是遵义会议之后的极其重要的会议。没有扎西会议对遵义会议完成决议的通过并进行一系列具体的贯彻执行和深入发展，便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扎西镇，从川滇之敌合围的空隙间穿插出去，再渡赤水，于2月26日攻克娄山关，2月28日重占遵义城，正如朱德所说的这次战役“击溃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2000支以上，俘虏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因而毛主席在遵义写下了《娄山关》：“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我们告别水田寨花房子，沿着红军长征路线驱车行进，当年红军走过的村寨一座座从眼前像彩云般飞掠而过，我便遐想：历史不就是这样匆匆远去了吗？可是，1935年农历年节那几天红军在这片土地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却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间。当我们回到扎西镇，进入扎西会议纪念馆（也就是1935年农历年节期间，党中央各位领导和中央红军总部驻过并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参观访问后，我站在馆前的广场上仰望蓝天，倾听旗杆上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发出的声音，我似乎觉得是听到了雄鸡的一阵阵啼鸣，我相信这就是当年“鸡鸣三省”的雄鸡声音的传承。于是，我向扎西会议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提了个建议：能否在馆内放养一群雄鸡，当它们啼鸣时，一定会让来这里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的人们想念起红军的长征，从而把“鸡鸣三省”的名声传得更远，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