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租屋唱上了“星光大道”，随后唱进央视春晚，旭日阳刚完成了从草根到明星的重大转身。这段成功绕不开汪峰的扶持。汪峰自然明白《春天里》的价值，也明白翻唱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背后的文化与市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围绕着《春天里》的种种争议，都是基于这种理解生发出的碰撞。

这种文化冲突，并不只存在于汪峰与旭日阳刚之间，还有他们背后的团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一首《春天里》击穿许多人，维系着很多人的尊严、利益与权利。当汪峰不让旭日阳刚演唱这首歌，自然会激发起众人的情绪，带来各种争议。

文化冲突的风暴生成了,文化差异越大，参与人群越多，风暴就越激烈。比如，是旭日阳刚唱红了《春天里》，还是《春天里》唱红了旭日阳刚，这其实既有文化与市场复杂的逻辑关系问题，也有艺术本身的价值界定问题。种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不同人群看待汪峰与旭日阳刚在《春天里》的价值权重。

旭日阳刚曾经的生存状态作为时代的表征，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对音乐介入现实生活无疑作出了贡献。但这又绝不是消解《春天里》本身文化价值的理由。

当然，汪峰给予过旭日阳刚最大的帮扶。当旭日阳刚以大量商演冲击特定版权秩序，客观形成对汪峰及其团队利益冲击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汪峰选择拒绝赐予，并不承担道德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理性。他在这起事件中展示的文化包容与秩序守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甚至是激赏。这并不意味着汪峰能够摆脱诸如酸葡萄心理、心胸狭隘之类的指斥，汪峰还是无法从文化风暴轻松抽身。

而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价值溃散的年代，不同人群之间也呈现出严重的文化分层。文化分层又远比社会分层更为复杂，很多时候，它并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指标与身份地位来衡量。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文化对话，真正形成对文明与秩序的普遍坚守，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到精神与权利的剥夺。只有在文明与制度的底线上，《春天里》才能先属于汪峰，再属于所有人，成为一种文化力量介入社会生活。

摘自《中国青年报》2月15日 单士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