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旭日阳刚走红后，他俩成功前后的一些变化以及遭遇的“禁唱风波”都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即旭日阳刚是否是昙花一现？旭日阳刚的成功是一种偶然的艺术现象，还是一种必然的艺术现象？旭日阳刚从底层走出来成为颇有名气的歌手恐怕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为什么汪峰作词作曲的《春天里》他自己没有唱红，而旭日阳刚却唱红了？的确，旭日阳刚在综合艺术实力上比不上汪峰，但在情感体验上却比汪峰更深沉更悲凉。“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也许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春天里”。早已成名成家的汪峰已在春天里，不太可能“老无所依”，而仍在底层拼命挣扎的旭日阳刚则不知春天在哪里，完全有可能“老无所依”。因此，汪峰唱“老无所依”似乎难免有些矫情，而旭日阳刚唱出“老无所依”则是真情不可遏止的流露。旭日阳刚的成功不仅靠他俩的身份和身世，而且靠他俩的真挚情感。而后者才是旭日阳刚最为打动人心的。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决定于下列三个条件：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而真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艺术家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托尔斯泰认为这个条件在民间艺术中经常存在着，正因为这样，民间艺术才会那样强烈地感动人；在上层阶级的艺术中，这个条件几乎完全不存在。与汪峰的回望不同，旭日阳刚唱《春天里》这首歌没有回望，而是唱出了基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双重匮乏，不仅把基层民众的情感匮乏唱出来了，而且把基层民众的物质匮乏也唱出来了。因此，旭日阳刚唱《春天里》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再创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翻唱。正是旭日阳刚的这种再创造引起了基层民众的强烈共鸣，引起了社会对基层民众艰难处境的关怀。这已不仅是旭日阳刚个人命运的改变，而且是千千万万旭日阳刚命运的转机。

汪峰不许旭日阳刚再唱 《春天里》这首歌从版权上讲不无道理，但是是狭隘的。至少汪峰没有看到和尊重旭日阳刚在歌唱上的再创造。作为歌唱艺术，歌手准确地掌握歌唱技巧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歌手曲尽其妙地表现歌曲的思想感情。拜师学艺不难做到准确地掌握歌唱技巧，但是，富有强烈感染力地表达歌曲的思想感情却是歌手在深入生活中逐步解决的。从很多歌手在成名前后的演变中可以看出，这些歌手在歌唱技巧上越来越娴熟，但在生活体验上却越来越浅薄。结果，他们很快就凋谢了。退一步说，《春天里》这首歌如果没有旭日阳刚的再创造，恐怕不会如此强烈地打动和感染千千万万的基层民众。而汪峰在旭日阳刚唱红《春天里》这首歌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因此，汪峰后来容许旭日阳刚继续唱 《春天里》这首歌是明智的。

有人看到旭日阳刚在才艺比拼上拿不出别的才艺，只能表演双手搬砖，担忧他俩在才艺上的这种欠缺将会影响他俩最终在舞台上站住脚跟。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的确，旭日阳刚在才艺比拼上比较逊色。不过，这不是多么丢人的事。因为旭日阳刚在才艺上的欠缺不完全是他俩的过错，而是他俩比较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造成的。只要旭日阳刚没有不懂装懂，就不应被轻视。何况，一个真正优秀的歌手未必一定是多才多艺的。多才多艺固然很好，但这却不是决定一个歌手发展前途的必要条件。中国当代歌坛要求旭日阳刚这样的歌手多才多艺无疑是过分的。这不但对于旭日阳刚这样的歌手有失公道，对于其他专业歌手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从多才多艺上判断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是不准确的。旭日阳刚艺术生命力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深入体验基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并深切地唱出基层民众的迫切心声。当中国当代底层社会日益艰难的时候，艺术家在哪里？歌手在哪里？中国当代歌坛虽然有不少歌手是从底层崛起的，有的烧过锅炉，有的做过厨师，有的送过快递，有的曾经是冷气技工，有的曾经搬过砖头……但却没有多少歌手继续吟唱基层民众的心声。旭日阳刚是在唱响《春天里》这首歌的同时唱红自己的。也就是说，基层民众长期挤压的情感在旭日阳刚身上找到了喷发口。而旭日阳刚在中国当代歌坛不是绝响，只是开始。这些底层歌手的消失不是因为艺术生命力的枯竭，而是一种艺术转型。这种艺术转型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当代社会日趋和谐。至于有人认为旭日阳刚的成功既不在《春天里》，也不在他俩的歌喉，而在于他俩的身份和身世，即那千千万万的基层民众不计较他俩唱得到底好听不好听，而是同情和怜悯他俩的身份和身世，他俩艰辛的遭遇。这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如果旭日阳刚没有在歌唱艺术上拨动千千万万基层民众那份“艰辛”和“无奈”的心弦，那么，他俩就是再有悲惨的“身世”和低贱的“身份”，也不可能激起千千万万基层民众的强烈反响。

有人还为旭日阳刚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出路，认为他俩不能一味地乞求别人同情和怜悯，而应埋头学习，提高自己，尽快真正强大起来，强大到即使没有这些同情和怜悯，也能支撑自己站立起来，而且不管发生什么，都绝不怨天尤人。这是一种精英化的道路。这种精英化的道路虽然不无道理，但却偏离了艺术的真谛。艺术尤其是歌唱艺术的真谛既不完全是艺术技巧的高妙，也不完全是歌手形象的魅力，主要是在情感上打动人心。唱得好《春天的故事》《好日子》的，不一定唱得红《春天里》。因此，旭日阳刚不能仅仅局限于埋头学习和自我提高，还要深入基层，继续唱出基层民众的心声。正如19世纪中期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在我们这儿每一个拥有所谓自由倾向的人，纵然才能如何贫弱，都受到普遍的注意，那些诚意或非诚意地献身于正教、专制政治、国粹主义的伟大才能，声名迅速地在衰落。旭日阳刚要在艺术上走得更远更久，不仅要努力增强综合艺术实力，而且要更加贴近基层民众，继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走红以后，就远离基层民众，浮在上面，甚至发生精神背叛。否则，旭日阳刚的歌声就不可能激起基层民众的强烈反响了。还是邓小平说得好：“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11-212页）因此，旭日阳刚既然成于他俩与基层民众的血肉联系，而衰也只能是他俩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血肉联系。这才是更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