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我的父亲卢来发，1929年1月参加红军，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连队指导员邱结成。后来，这个同志下落不明。解放后，父亲曾于1950年、1954年、1985年三次查找，在烈士名单中没有查到他，在江西安远的老红军名单中也没有查到他。

1994年，父亲患结肠癌做了一次大手术。他也许估计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床前向我讲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邱结成的故事。

我的故乡是江西安远，参加革命前家里是赤贫。我6岁丧父，跟着母亲要过饭，8岁给人放牛，13岁给地主当长工，16岁当挑夫。

1929年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到了我们安远县的鹤子圩。毛委员给安远县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县委组织地方开展武装斗争，举行暴动，配合红军攻打安远县城。

早在大革命时期，安远就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1928年初，赣南特委派罗贵波同志到安远发展党组织，建立安远县委，罗贵波为书记，杜承项、杜隆奎为常委。邱结成是他们在安远发展最早的那批党员之一。

县委接到毛委员的指示信后，立即派一名同志向毛委员、朱军长报告敌情。毛委员、朱军长了解了敌情的变化，放弃了攻打安远县城的计划，带领红四军向寻邬（原名长宁，现名寻乌）方向转移。

与此同时，县委决定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在安远城东的仰天湖地区成立红军安远县游击大队。仰天湖位于三百山的北麓，在崇山峻岭之中，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由于此前我已经受到过共产党员旺富国、卢革新等同志的宣传，所以第一批报名参加红军。在仰天湖我第一次认识了邱结成，他当时是一个小队长。游击大队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发展到几百人。

1929年7月，成立刚刚半年的安远游击大队就扩编为红23纵队，由谢育山担任纵队长，杜隆奎担任政委。我在纵队部担任通讯员。邱结成任中队的副指导员，负责共青团的工作。

参加红军不久，我就向杜政委表达过入党的愿望。1930年3月，红23纵队到达江西乐安，杜政委让邱结成找我谈话，他指出我的优点是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缺点是不爱学习，对党的知识了解不够。组织上决定先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他告诉我，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同时也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员的学校。他希望我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在这所学校里迅速成长。就这样，经邱结成同志介绍，我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1930年7月下旬，红23纵队奉命开往江西信丰参加整编。由赣南的7个红军纵队合编成红22军，军长为陈毅，副军长为罗贵波。邱结成在连队担任指导员，我在军部担任通信班长，后来当了排长。

1930年10月，陈军长率领红22军主力北上吉安，配合红一军团主力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罗贵波副军长带一个团的兵力留守赣南。我和邱结成同志随罗副军长留了下来。留在赣南的部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并继续以红22军的名义扩大红军。

这一年的11月，邱结成指导员主持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邱指导员在介绍我时说，卢来发入团8个月来，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表现突出，而且认真克服缺点，进步很快，不仅当了班长，还当了排长。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吸收我加入共产党。我参加红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党的教育下不断地在战斗中成长，由一个大字不识、没有阶级觉悟的贫苦农民的儿子，由一个从小讨饭长大的长工和挑夫，成为有一定先进觉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选择的这条革命道路感到自豪和骄傲，也特别感谢邱结成指导员对我的帮助教育。

由于红22军留守部队在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活动，信丰、南康、安远、寻邬等县都组建了红军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赤卫队，到1930年年底，将这些红军地方武装正式编成红35军，罗贵波任军长。邱结成同志在红309团一连当指导员，我在一连当排长。

红35军组建不久，就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富田战斗中，红35军担负迂回包抄的任务。当天下午，我连奉命向固陂发起进攻，邱结成指导员冲在最前面，带领连队一举攻入敌第28师兵站，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当天晚上，红35军又攻入富田，与红三军、红四军会师，共歼敌一个师和一个旅。

在战斗中，我一方面向连长学习如何指挥打仗，一方面向邱指导员学习如何做政治工作。我看到行军时连长总是走在最前面，因为他要决定行军路线，把握行军的速度，处理遇到的敌情；而邱指导员总是走在队伍中间，掌握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做好政治工作。作战时，连长一般在指挥位置上，便于掌握全局；而邱指导员总是出现在担负最重要任务、战斗最激烈的班排，冲锋时他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表率作用。

1931年7月底，我和邱结成同志一起被调往红七军第56团。

红七军是在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百色起义后创建的一支英雄部队，经过千里转战到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为改善红七军千里转战严重减员的状况，红军总司令部决定，从中央苏区各部队中抽调一批战斗骨干充实红七军。上级命令邱结成指导员带着我和一个班的战士补充到红七军56团三营九连，邱结成任九连指导员，我则改任班长。

我们调入九连不到三天，立即随部队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8月4日，敌军分多路向兴国以北的高兴圩地域进攻，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形势十分危急。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方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决定，在多路进攻的敌军中，先打较弱的一路，即进至莲塘、良村一带的敌第47师和第54师。8月5日夜，红七军随红一方面军主力从两股敌军之间的空隙中向东穿插。上级要求我们，行军中不许说话，不许咳嗽，行军锅一律用被子包裹。几万大军的夜间行动，几乎做到悄然无声。一夜之间红军主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8月6日，红军主力进至莲塘地区。红56团奉命迂回到蜈溪水口，切断敌第47师第2旅的退路，与其他红军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第二天拂晓，红军各部队向被围敌军发起猛攻。我红9连由东向西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战。邱结成指导员刚到9连没几天，许多战士还没来得及认识，更谈不上做思想工作。但是战斗一打响，指导员第一个端着刺刀冲上去，这就是无声的命令，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治工作。经三个小时激战，红军全歼了敌第2旅，击毙旅长谭子钧。在这次白刃战中，邱结成指导员身负重伤，被担架抬了下去。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上级给9连派来了新的指导员，我也被任命为9连的1排长，而邱结成指导员从此没有再回来。当时我也打听过，有的说他到医院没抢救过来，牺牲了；也有的说，命是救活了，伤残以后交地方了。没有得到一个确实的消息。

一年以后，上级任命我当了9连指导员。我当指导员后的第一仗，就是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蛟湖战斗，围歼敌军第154旅。我想起邱结成指导员的榜样，在拼刺刀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去。9连官兵见指导员冲上去了，也马上跟了上去，个个奋勇向前，刺刀见红，杀出了威风。这次战斗红七军与红一军团一起，全歼了敌第154旅主力。

后来，红56团整编为红三军团5师13团，在“东方军”入闽作战中屡建战功，被授予“英雄模范团”荣誉称号，我本人也在9连指导员的岗位上受到战斗奖励一次。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中，红13团3营坚守主阵地，打得英勇顽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上都有记载。在高虎脑战斗结束以后18天，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就在《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一文中，点名表扬了9连的战场政治工作。尽管邱结成同志只在9连当了几天指导员，但他用鲜血和生命播下的种子，为9连的政治工作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传统。

听父亲讲了邱结成指导员的故事，我非常感动。父亲说，邱结成同志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如果活着，一定不会离开革命队伍，如果牺牲了，烈士名单总该有他啊。查不到他的下落，我心有不甘，心有不甘啊！

为了帮助父亲了结心愿，我决心继续帮他查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江西省安远县高云山乡的烈士名单中，查到了一个“邱古铖”。我向父亲报告的时候，他眼睛一亮，说，这个很像，邱结成好像就是高云山那一带的人。而且那时我不识字，并不知道他名字是哪几个字。“邱结成”与“邱古铖”用我们老家话发音差不多。

我告诉父亲，现有的档案记载，邱古铖烈士1929年2月参加红军，1931年6月牺牲。其他都查不到了。

父亲说，参军的时间对。毛委员、朱军长是1929年1月29日到安远，县委接到毛委员来信指示后开始组建安远游击大队，第一批报名参军的人就是在1月底2月初。牺牲的时间不对。红七军是1931年7月下旬才到达中央苏区，如果他6月就牺牲了，就不可能到红56团3营9连去当指导员了。

我说，过去人们习惯用农历。邱结成指导员是1931年8月6日在莲塘战斗中负伤的，我查了一下，这一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三日。

父亲口中喃喃道，有可能，有可能。

他手捧着那本《安远县志》，轻轻抚摸着那一串长长的烈士英名录。那个名单共有2181人。

父亲于1998年1月3日去世。我在此之前帮他查到了邱古铖烈士的情况，尽管还不能肯定一定就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但总算帮他了了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