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刚刚20岁的哈萨克族小伙子艾多斯·阿曼泰参加了《民族文学》举办的“祖国颂”青年作家班。作家班结束，他做出了一个对于自己而言非常重大的决定——从正在就读的陕西师大中文系退学，到哈萨克斯坦的一所大学翻译系学习。

“在北京长大的我，不认为自己和哈萨克民族有什么关系，直到来到这个班上，我有种被‘审判’的感觉——我长了一张典型的哈萨克的脸，作为哈萨克族青年作家的代表来到班上，却不会讲一句哈萨克语。”今年暑假，艾多斯回国参加“少数民族重点青年作家座谈会”时，已经能非常流利地讲哈萨克语，开始尝试着翻译一些汉语和哈萨克语文学作品。

艾多斯说，他现在感觉和自己的民族亲近了好多，他是通过文学认识了自己的民族。“上那个班之前，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和哈萨克是没有关系的，文学的滋养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现代文学。现在才知道，因为我是哈萨克人，不管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哈萨克的。我从十二三岁就开始迷恋爱情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哈萨克的行为，这个民族大部分的诗歌都是爱情诗。我并没有谈恋爱，现在想来，不是爱情在向我召唤，是哈萨克在向我召唤。探寻文学的道路和探寻民族的道路在我看来是一致的，我越来越意识到，虽然自己的作品外表很不哈萨克，是城市的生活，西方现代文学的手法，但骨子里对生活的那种真挚和热爱，正是哈萨克民族最核心的那个点。包括文字上的一些特点，原来以为是自己的特点，了解了哈萨克文学之后，才知道原来那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的。那一刻我特别震惊——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找到文化上的‘根’与‘家’了。”现在，艾多斯完成了他第一部以哈萨克族人为主角的小说，正等待编辑的“检验”。他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多哈萨克文化的特质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艾多斯的经历当然只是个例，但如何在写作中处理全球化因素、本民族文化诉求与个体经验，的确是很多少数民族青年作家面临的问题。

鄂温克族作家德纯燕生在乡村，在北京工作，她一直将文学看做自己在都市钢筋水泥生活中的“精神山野”，在文学中探寻生命的价值和理想。也是在种种以少数民族作家身份参与的文学活动中，她才从另外的意义上思考自己的写作。“内蒙古是我的出生地，当列车越发靠近家乡，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绽现的时候，我在心里低呼，草原，你的孩子回来了。我的心底常有的旅行者的惶然渐次退去，代之而起的是某种归属以及着落感。而民族文学这一块丰沃的土地正是我们少数民族写作者创作上的家园，在少数民族文学这片青草地上，我们亦是花朵，沐浴着阳光，满怀希望，绽放。”德纯燕把民族作家身份视作文学上的回归之旅。正如满族作家苏兰朵所说，“对自己东北身份的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

苏兰朵一直生活在家乡东北地区，一度，她想掩饰“东北人”这个身份，每次出门都会说标准的普通话，犹如站在城市想掩饰乡土。“今天想来，我觉得这些想法和做法很浅薄。年复一年，我发觉东北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开始文学创作以后，我并没有刻意书写东北，但是，我笔下的文字中，还是描写东北的那一部分最有光彩。像散文《我和小麦一起经过的夏天》《东北式幽默》《我与一座城的关系》《父亲与酒》等。”她真正有自觉意识地写东北，是开始小说创作以后。长篇小说《声色》有意识地使用了东北话，并且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着意刻画了他们身上的东北性格。“在创作路途中，有一个想法渐渐明晰，就是写我眼中的东北和东北人，写出他们身上被遮蔽的和被误读的东北精神和气质。作为一个东北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甚至义务，写出一个真实的东北。”

对很多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而言，都有这种在文学中慢慢亲近自己民族，进而自觉地表达本民族诉求的过程。

羌族作家羌人六说：“在我的出生之地，这几年我亲历和见证了它太多的不幸和沧桑，对命运及家园的怀念与审判让写作与我血肉相连，我知道我必须写下它们，写下一个上游人对于整个家园的想象与依恋，大概只有这样才可能留住它们，而非任凭其泯灭、消失。”羌人六崇尚严肃且日渐偏向于凸显有个人色彩的地域精神和民族风情的写作，他认为“这种努力将我推向远方，无论命运如何幻化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我觉得那是惟一可以让我回家的路”。

对蒙古族作家照日格图而言，翻译与创作、民族与个体在他的生活中交融为一种更为复杂、同时也更有言说空间的话题。“每当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汉语无法表达的蒙古语词汇时，我就能感受到我们的民族语言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的魅力，这也能增添民族自豪感。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喜欢细细品赏被翻译的作品，那些优秀的作品是我创作的动力和榜样。我写每一篇作品时都感到极其孤独，但当完成一部作品时也会有无比的成就感，这些深度的孤独和成就感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种东西都不能给予我，惟有文学。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我觉得我时常有表达的欲望，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我也有责任将我的同龄人和很多人不熟知的作家的作品翻译给更多人看。虽然文学创作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活动，但是我还是更喜欢说一种责任，尤其在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学，甚至是整个文学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今天，惟有责任才能够促使你更好地完成属于你的‘自由活动’。在‘自由’和‘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也会继续努力下去。”

土家族作家向迅很羡慕那些有自己母语的民族，“他们实在是富有的民族。我们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我们从事写作的土家族人，更有必要用一支孱弱的笔，来表达我们民族在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下的真实的生存状况。而这也正是我从诗歌转向散文创作的最主要原因。”向迅希望用散文这种文体把土家族、把鄂西地区，把他的民族所生活的大地，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将是我在未来所要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写作者，我觉得我有必要承担起那个无形的使命，要为我们的民族做一点事情。”

然而，对另外一些青年作家而言，少数民族的身份只是一个天然的存在，他们并不会刻意在作品中植入相关的符号。“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感兴趣，人和人沟通的有限性以及对一个时代婚姻爱情的困惑。”金仁顺说，她的少数民族身份更多是别人的“强调”，她本人没有刻意的追求，希望和自己的民族保持一份自然的状态：不会在作品中加入不必要的风俗、饮食、服饰、景观等外在的民族性符号，但是观察世事的角度和人生态度却已经内涵了朝鲜族的特性，在寻求突破性的文学表达时，会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金仁顺对民族性持一种更宽泛、开放的理解。《高丽往事》《妈妈的酱汤馆》《桔梗谣》等作品虽然有着鲜明的朝鲜文化元素，但是对金仁顺来说，他们的内核还在普遍的人性，只不过因为她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生活，笔触自然而然就伸向了那里。她更多的作品，是指向当代人尤其是都市的婚姻爱情。虽然她惟一的长篇《春香》脱胎于朝鲜族民间故事，但完全是作为一个载体来表达当代女性的困惑与追问。“就像汉族孩子从小就知道牛郎织女的故事一样，春香的故事在朝鲜人中间流传至今，但我对它并不满足，也不是在重复这个故事，我的兴趣指向了春香的母亲，她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内核完全变了。”金仁顺说，她现在还生活在一个保持了朝鲜族传统的氛围里，但她依旧会像现在这样写下去，“生命里碰到了什么，就写什么”，不会轻易地去贴靠“民族特色”。

在“90后”苏笑嫣看来，自己这代人的写作在另外的一条路上。“很多人觉得都市长大的孩子写东西不够深刻，年迈的父亲的劳作、农作物、汗水、土地等等这些固然深刻，有丰厚的内涵，但每个人不可能都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只要去认真观察生活，都会有深刻的发现，而现在大家都仿佛朝着一个方向‘深刻’，这类意象的诗歌特别多。”她坦承，在都市长大的她和自己的民族已经没有父母那么紧密。“我妈妈的诗歌对于故乡感情更浓厚，有发自内心的热忱与眷恋，而我更注重个人的生活感受和语言的功力。”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对记者说，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有两种不好的心态：有的人会“羞于说”，撇清自己和本民族的关系；有的人会“符号化”，打扮自己，刻意雕琢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她看来，民族身份应该是很自然的，就像我是中国人，我是湖北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光环，也没有什么可藏掖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一定的时候，你还就得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因为这个民族养育了你，不能忘记。”虽然很多作家并没有在作品中写我是藏族，我是土家族，但与生俱来的民族特质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和自己的民族有一种骨子里的而不是表面的、标牌式的、广告式的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在对你本民族文化深刻领悟的基础上。

叶梅告诉记者，在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支持下，《民族文学》上半年组织的两次主题活动，都与“青年”有关——全国少数民族中青年评论家座谈会和全国少数民族重点青年作家笔会，去年他们还曾推出过“青年作家专号”。在她看来，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显示出蓬勃的创造力，超出大家的想象。“有那么多喜爱文学的年轻人活跃在各种媒体上，非常有才华，我们不能视若不见，应该主动去亲近，去创造一个平台，这是《民族文学》的使命。同时，我们创造机会把多民族作家包括汉族作家召集在一起，就是希望能唤醒作家们的对民族文化有意识的体悟，在当下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作家必须从世界的角度来打量我们每个人所站的那个点，思考如何去把握具体的生活、具体的题材。”她表示，《民族文学》会以更宽广的胸怀去对待各民族作家不同风格的创作，以具体的、有效的措施推动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同时，她也提出，文学界应当关注、探讨这些青年作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追求、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

“我们青年作家，会自觉地担负起我们的民族寄予我们的厚望，担负起民族文学赐予我们的重担，延续我们民族的精神烛火，坚守住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藏族作家严英秀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文学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让生活的真、心灵的美、人性的善，成为我们笔下共同的永远诉求。让人类共同的理想、尊严和美德，成为多民族作家最坚定的守望。”

上图为参加全国少数民族重点青年作家笔会的部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