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打工诗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我认为，对于“打工诗歌”的概念，不必作出过于严格的界定。从本质上看，“打工诗歌”是诗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题材领域的拓展，是过渡时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乡村与城市相冲突的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打工诗歌”最先出现在广东，就是因为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幅度较大、经济生活最活跃的地方。“打工诗歌”只是一种观察角度，不必勉强作为流派解，更不必以这个概念为限，自设樊篱。一首优秀的诗歌，难以被任何命名所框定。基于将心比心的理解与感悟，我所理解的“打工诗歌”、“打工诗人”与“农民工”一样，都是需要打引号的概念。
“打工诗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而是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最近十多年来，仅在广东的“农民工”中，就走出了谢湘南、张绍民、郑小琼、程鹏、许强、张守刚、刘大程、孙海涛、池沫树、曾文广、刘洪希、罗德远、阿鲁、蒋明、蓝紫等一大批“打工诗人”，其中有五人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翻开最近十几年“青春诗会”的入选诗人名单，有相当一批诗人参加时都还没有脱离“农民”身份，他们虽然仍是农村户口，但已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耕作者，在越来越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更多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走，兼具着农民、民工、小商人等多重身份，他们的写作不可能忽略工业时代这个大背景。“打工诗人”新生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融之中，在两种文化撞击中启动了艰难的行程，他们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漂泊与歌唱。他们都是辛酉笔下的“鸟人”：
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义/背叛了黄土地的人/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奉献汗水，挥洒青春/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我们这些东游西荡的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像是走在异乡的人/我们这些两栖的人/我们这些两不栖的人/我们这些中间人/我们这些被抛弃了的人//腊月底的火车站台上/我们这些攥着一张北归车票的人/春意浓浓的正月里/我们这些纷纷奔赴南方的人//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我们这些——“鸟”人
2003年，我在一个诗歌论坛上读到辛酉的《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有一种意外的惊喜，立即把这组诗中的《我们这些鸟人》《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了》引为“打工诗歌”批评文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徐敬亚等十多位评论家从我的评论中转引了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它还被收入了吴义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本）。《我们这些鸟人》最感人的因素，是因为它成功地传达出打工者身份未定的隐忍和焦虑。“打工诗人”的吟唱表达了对夹杂在乡村与城市、家园与异乡之间的情感体验，在这种纠葛中所作的徘徊、游移，甚至心灵的挣扎。“打工诗人”是一群保留农村户口的城市浪子，是都市里的“农民”，是在异乡的暗夜里寻找爝火的浪子，他们努力在城市的丛林里寻找道路。2010年，《诗刊》与《星星》联合评出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大多数都属于“打工诗人”，是“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如唐以洪、尤克利都发表过不少“打工诗歌”作品。《星星》诗刊还于2008年举办了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获奖者也以“打工诗人”居多。与主流诗歌刊物相呼应的是，2001年一批“打工诗人”努力克服官本位、钱本位的压力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打工诗报《打工诗人》，并迅速成为“打工诗人”诗作的集结地，第一次将分散各地的“打工诗人”汇集成军，使处于零散、贫血和孤单的“打工诗歌”写作得到了整合。“打工诗人”们不仅编辑出版了自己的诗报，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套《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和《与一棵树进城——“握手农民工”诗歌选》，使“打工诗歌”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为一种先在命名找补对应现实，进行成功的呼应。这些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打工诗人”，把个人体验过的生活与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联系起来，写出“打工诗歌”，是他们的使命。 当然，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他们的诗歌惟一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打工诗人”自身必须认识到，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题材的框架内。“打工诗人”不一定非要写“打工诗歌”不可，他的写作甚至要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他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和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将写作推向一个不断更新、日益深广的境界，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和尊严。
“打工诗歌”写作，也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网状结构。尽管“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是相关密切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等同，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位“打工诗人”的创作生硬地归结为“打工诗歌”范畴。打工者所写的不一定就是“打工诗歌”，他可以写出“打工诗歌”，非打工者也可以写出“打工诗歌”。虽然“打工诗歌”主要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但是当“打工”进入了其他诗人的写作视野和意义世界时，这样的经验化入他们的感觉结构中，他们也无法忽视它的巨大存在。不管是“打工诗歌”，还是其他的“底层写作”，都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的“打工诗歌”评论中，曾大量引用一些“非打工诗人”所写的“打工诗歌”，比如老刀、宋晓贤、卢卫平、江非、方舟、世宾、阿斐和王顺健等人的作品。伊沙的《中国底层》、江非的《时间简史》、宋晓贤的《乘闷罐车回家》、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林雪的《蹲着》等作品，已经成为“打工诗歌”中的名篇佳作。以诗性的方式处理打工题材，这些诗人率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体现了他们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但除卢卫平、老刀外，其他“非打工诗人”创作的“打工诗歌”在他们的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较小。总体而言，在“打工诗歌”创作中，“打工诗人”占据了主导地位。
面对“打工诗歌”，尤其是“打工诗人”所写的“打工诗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很难知道它们的生活真实、内心真实和写作真实。我们不能小看“真实”一词的分量。对于“打工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什么就该说出什么。“打工诗人”的“打工诗歌”作品都是与他们的生存处境相关。他们首先处理的就是经历——身体的经历或者内心的经历。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从身体出发，具有最为内在和最真实的“身位感”，但又不囿于身体。她书写身体，又通向灵魂，延展到整个世界。她的诗歌出现大量的“身体”“肉体”“躯体”，还有“他们的脸，手，腿”，“缓慢起皱的皮肤、骨头、毛发”。郑小琼的诗歌与身体的联系十分紧密，身体的印痕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比比皆是。比如：“它抓住我的青春，一张小小的工卡/它抓住我的头发，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它抓住我的影子，一幢不说话的厂房/它抓住我的肉体，一台不说话的机器”（《抓住》）；“承受着我肉体与灵魂的五金厂/我看见自己像一块薄薄的铁片”（《雨水》）；“铁块与胶片抚摸着她命运的暮色/啮咬的机床断残的食指交颈默立/她命运的暮色在一个流离的词语哭泣/她血肉模糊的疼痛询问着命运”（《黎明》。郑小琼把生活的荒诞、阵痛和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身体的内在深度和纹理，以诗歌的名义对肉体与灵魂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郑小琼诗歌中的身位感与诗人的现实处境构成互文联系。郑小琼用诗歌正视和收藏自身的苦难、愉悦、不安、败坏、幸运、秘密和瞬间……诗歌就像身体的器官，恰如其分地散布在理所应当的位置。另一位“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谢湘南，他的写作根基也在于其对个体生存中身体被围困、被捆绑的敏感。谢湘南的写作与这种身体不自由的郁结有关：“我发觉自己被镀上镍/在一台彩电的后座里/长眠”，“这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塑胶玩具”，“我像那冒烟的机器”（《前沿轶事》）。“打工诗人”在生存中写作，他们深入身体的深渊，在生命的战栗中，把它的不安、颓废、兴奋和热情转译出来，给历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表达，发现和指认了一个时代的身体真相。“打工诗歌”是对身体性感知的经验命名，是对生存现场原声的应答和照看，是对生存个体的身体性感受与经验性的真实表述。
本质意义上的“打工诗歌”，不应该理解为是那种表面上写打工题材的诗歌，更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精神概念来理解。每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和一个秘密的精神世界相通。阅读“打工诗歌”，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精神磁场”的存在：漂泊不定，失业恐慌，生存挤压，崇高与卑微，尊严与耻辱，憧憬与幻灭，忍耐与愤恨，痛苦与伤悲，歧视、恐惧、屈从、挣扎、怜悯、反叛、焦灼、内心的自我抗争，等等。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学问等等可以通过学习、借鉴、交流而获得，可以像钱币那样流通、像瘟疫那样传染，但体验无法偷换、抹杀和替代，而且无法复制和模仿。关于体验、经历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同万有引力，如同绚烂的极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打工诗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形状，个人经历和个人经验是影响他们诗歌写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把最简陋的打工生活和盘托出，注重了对内心的内在体认。“第一排的第一个人/歪在靠椅上 睡着了/第二排的第二个人/嚼着口香糖/盯着投影/最后一排/是一对男女/他们正仿效/录像里的耳磨鬓厮//我坐在第三排/我没看录像的心情/也没有睡意/我在计划/天明的那一天路程/该如何行进”，这是“打工诗人”张守刚的短诗《通宵录像》，是一首看似朴素、简洁的生活之歌，这样的诗看似简单，但是它的简单之处也正是它的深奥之处。“打工诗人”的诗歌最重要的是表述了他个人的经验，包括他个人的内在情绪与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敏锐、鲜活感受。如郁金的《蚊子，请别叮我的脸》：“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这种貌似平淡无奇的诗句，显示了诗人对打工生活经验的真正占有。在一些优秀的“打工诗歌”作品中，让人看到一种深入，即对个人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不断挖掘获得的清晰感——诗歌细节上的和主题上的。“打工诗人”对个人经验以及细微事物的处理，使我们看到诗与社会学的功能和集体主义的脱离，永远作为一个个别的人说话。如果说这类作品具有某种“时代感”，那也是在写作与语境、个人与历史的张力关系中产生的，并不是刻意而为。
最后，我还想说，“打工诗歌”同其他任何诗歌类型一样，都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并不缺少艺术含量较高的文本，而是我们缺少一种发现的精神，或者说缺乏发现的能力。“打工诗歌”的有力书写，都来自诗歌内部，来自那些持有更坚定的“诗本位”立场、在写作方向和方式上更自主、更具个体色彩的诗人及其作品。
■主持人的话
不管“打工诗歌”是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作为“潮流”，却是我们在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时所难以忽略的。我个人认为，无论我们在诗学和美学上如何看待“打工诗歌”，也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打工诗歌”的发生、发展和它们在现有的文化格局中的特殊处境，作为一种精神表达，我们的学术界和批评界确实应该对它高度重视。“打工诗歌”有它自己的题材取向、情感体验、精神特征和话语立场，有它自己的代表性诗人、代表作品和它自己的批评家，还有自己的传播媒介与社会支持……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深入研究。作为一位“打工诗人”和较早产生社会影响的“打工诗歌”批评家，柳冬妩的文章不仅呈现出“打工诗歌”的丰富现象，揭示了“打工诗歌”的精神特征，还在“打工诗歌”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对它作了新的审视，有些观点，很值得关注。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