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方向》围绕着以下几对主要矛盾展开：其一是孙家与乡间邻里如赵家、韩家之间千丝万缕的矛盾牵连，赵老头子莫名离世的同时，也揭开了孙家衰颓的序幕。其二是老三孙得财与老二孙爱彩两人明让暗斗财政局“副局长”的归属，其中，孙爱彩手握农财股大权，却稳重公道几不徇私枉法，得人敬重；而孙得财是镇财政所所长，猴精狡诈的他却始终得不到父亲孙守田和老大孙敬财的支持，兄妹几人包括孙老头子都是各怀心事，各执一端。随之而来的是第三对冲突，这与第二对冲突一样贯穿始终，并是使小说最后急转直下的中心线索：孙得财与孙老爷子为了宅子的朝向问题发生龃龉，前者因为听信水利局陈局长的“风水”说，要将老家宅门的方向由朝南调换成向东，好让自己如愿以偿当上“副局长”；直到被人“涂屎”之后，开始不愿“改方向”的孙守田才真正体会到了孙家的危机，动了转宅门方向的念头；然而，拆掉宅子挖见地基才知道，老宅原本的朝向就是东面，这一切都瞬间变成了一场闹剧，得来的只有徒劳和幻灭。同样出人意表的还有第四对主要矛盾，那就是老大孙敬财与情人白雪的真情与诈伪，白雪机关算尽，夺走了孙敬财的数千万股权，而后者则最终家破亲散、人财两空。

从这几对相互纠葛矛盾可知，如果说老三孙得财是小说的矛盾触发点、老爷子孙守田是整个文本的纽结点的话，那么大哥孙敬财和白雪则将小说推向了高潮，而水利局陈局长现身说风水和孙老头子改宅子方向的历史乃至孙得财的意外升迁，则是情节跌宕涌动的迷津和暗滩。这个过程暴露出了孙家错综复杂的地位关系和利益链条，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随着宅子的破拆，最终分崩离析，这其中寄托了作者对家族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的严峻思考。

尽管没有构成小说的核心矛盾和关键线索，但是作者在孙爱彩的丈夫、县文联副主席何文学身上，其实还寄寓着很深的省思。可以说，孙老爷子的儿女们手里把着的是水山县的财脉，而赵老头子以及他的儿孙则俨然成为水山“文脉”的掌管者，然而我们看到，这两者是近乎完全割裂的，虽然何文学是孙老爷子的女婿，但是由于他是“文脉”的代表，也与孙老爷子隔阂甚深。从何文学身上可以看出，如果文学没有了担当，反倒会成为生活的负担与时代的笑柄。小说第四至第六部分讲述何文学吃官司和借钱偿债的过程，何文学起先还与赵老头子一起毫不遮掩地以读书人的“高尚品质”自居，批驳孙守田的庸俗腐化，然而一朝落魄，则尽显读书人之尴尬疲态于无遗，很多时候更显得辛酸和猥琐。在这个过程中，金钱与精神似乎总是尖锐对立的，两者之间无法构筑起沟通的桥梁。在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背后隐约可见的，其实是财富与精神这两大社会因素从意识形态到生活现场的割裂——这也是造成财富畸形膨胀而精神却极度萎缩的重要因由。

接下来说说“方向”二字。观察孙守田及儿孙的名姓可知，从田地到钱财再到孙家汲汲以求之的“权力”，“守”的对象变了，小说对于“方向”的反思也从中凸显出来：从孙老爷子以掌舵者自居容不下权威失落，到老三孙得财觊觎财政局“副局长”之位要求祖宅大门换“方向”，再到老大孙敬财把握风向谋求自保放弃白雪以及老四孙宏财的利欲熏心与为非作歹……宗法制家族中心、官本位与惟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的诡异结合，在中国城乡间演绎了一出出的闹剧和悲剧，甚至成为整个时代的症结所在。人不正心，官不为民，家不载情，甚至村里人在路上给孙守田鞠个躬，都令他很不自在，怀疑他人是否心图不轨。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乡村安宁静谧的历史想象。然而，孙守田等对邻居老韩家、赵老头子家的敌意，包括孙家内部的猜疑、排斥与为害，却都导致了情感上的“老死不相往来”，颇印证了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这也难怪，毕竟，极度的自我必定滋生无信任感的危机状态，而以孙家为代表到中国农村甚至延伸到整体的国民性层面，都缺乏一种元认知式的自省意识，自我/家庭/家族中心的单向立场，永远无法从人的内部建立起反思的起点。

作者最后意味深长地提到了“孙家的老宅子”，“重建”无望，成了一片水塘，物是人非的大家族不仅没了“方向”，而且连根基都被湮没了。中国城乡发展也许会面临严峻的困境，但绝不可自溺于凋敝的想象，相应地，如何在凋敝的现实中立稳根基，开辟出新的制度空间、生存状态与精神想象，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方向”。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起大的担当，文学责无旁贷，这也是小说《方向》为我们指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