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7日，从上海华山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逝世了。这个消息让我这个曾经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人备觉感伤。

章培恒先生是非常有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和古籍整理专家，有很多诸如教授、博导、首席专家、所长、主编之类的头衔。我不敢以章先生的弟子、知己等自居，我想章先生或许根本已经记不住有我这样一个曾经勉强可以称为“学生”的人。但是，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先生当年做事认真、为人谦和、为学勤谨的情形。

1972年我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据说因为章培恒先生是“文革”前的“白专典型”，但似乎又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正在被“改造使用”。我们去之前，他在所谓的“五·七文科试点班”做辅导员，日常好像还可以参加一点教务活动。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次全系的政治传达会议上。只见从会议室门口走进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穿着白色衬衣的骨廋如柴的人，但那人却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刚正不阿的气质。旁边的一位上届同学说，那就是章培恒。在当时，我对他的记忆就是近视、骨廋如柴和那似乎和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有点显老的面相。既无接近，亦无交谈。

之后，在复旦大学的“南京路”旁修“人防工程”的劳动中，我又看见了章先生。我当时年轻，又出身农村，还有部队经历，干这样的活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看见章先生用铁锹铲石子的艰难情形，很为他着急和难过。章先生本来是个书生，是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加之身体消瘦无力，干活又不得法，握着一个大铁锹就已经很困难了，再让他铲石子真是为难他了。只见他弯着腰，手持大铁锹晃悠着接近石子堆，可是因为石子硬度大，铁锹不易进入，结果铁锹就跳蹦着在石子堆面上滑动，铲不上几粒石子。好不容易有一次铲得多一些，但又因为石子重量大，待要端起装车时却把握不住翻倒了。这样下来，每次都没有几粒石子装进车子。即使这样，先生还是用心地坚持着。我在一旁看先生如此吃力，就走过去说：章先生，这一车我替你装。先生看了看我，就让开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近章先生。

不记得又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已经从6号宿舍楼搬到4号宿舍楼了。有一天，记得是要写篇学习体会的文章，我记得马克思有一段关于“人类不光是要认识世界，更加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样意思的话，但怕记不准确，想查又不知如何查、在哪里查，恰好在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碰见了章先生。我想他博学，也许会记得的。可是，一问，他回答说：你记得的意思不错，但到底此话出自哪里、原文如何，我也不敢肯定。他说：“这样，你住4号楼哪个房间，我查到了告诉你行吗？”我说当然行，告诉了他房间号就分手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接近吃午饭的时间，章先生真的从很远的中文系办公室特意跑到4号楼，寻找到我的寝室，然后从书包里掏出马恩选集，打开指着原文给我看。怕我记不准，他还将一张已经把出处、原文抄写下来的纸条交给我，说以后有什么疑问还可以找他，然后就出门回家吃饭去了。我当时十分惊异和感动。我想，这位老师这样信守承诺，办事这样仔细认真，这样好的老师怎么还要批判改造呢？

自此以后，好像再也没有与章先生打过交道，只有过两三次见面打个招呼的情形。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失去了更多向先生求教的机会。也许还因为，在那个扭曲的政治环境下，先生可能也不敢更多地接触学生，学生也不好给先生添麻烦。但是，我对章培恒先生一直怀有真诚的敬意。后来社会环境改变，先生有了充分表现的舞台，在学术领域大有作为，每次看到消息，我都会想起当年和章先生接触时那非常微细但却让人难忘的情形。如今，章培恒先生仙逝了，我愿用这一点点的记忆文字，怀念他，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