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是邮政人员，却接过很长时间的邮车。

那时候我还在乡下，刚开始搞业余创作，由于订不起报刊杂志，就想法讨好邮所人员，看看报纸，借借杂志，可谓受益匪浅。

我家住在镇上，离邮政所很近，当时负责接车的投递员姓张，叫张建国，也热爱文学。他的任务是接邮车、分报纸，兼投镇上各机关的报纸。当时订报多是公款，订数最多的是公社大院和西街初中学校。公社报纸虽多，但都是这书记那社长的，分得很散，惟有初中学校的最集中。因为学校的“文人”多，订的报纸“档次”也高，什么《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全有。记得当时这些报纸是限订的，一个公社才能分几份《文汇报》的指标，订《参考消息》更难，几乎不允许个人订阅。我为能及时看到这些不掏钱的报纸，每天都帮张建国装车卸袋。到了所里，又帮他分报纸，“拉”报纸。那时候邮政所共三个投递员，要将每天的报纸按订数分成三份。所谓“拉”报纸，是因为出厂的报纸多是两份或四份一沓，要一份一份拉开，便于分给订户。等一切弄好，我就将应属学校的报纸拿回家，在煤油灯下翻阅，碰上有用的，就抄下来。第二天一早再给张建国送去，决不能耽误他中午投递。

当时我们那里归开封局。也就是说，每天邮袋下了火车，由开封局发车向所包各县局和沿途的小邮所分送。终点站是沈丘，沿途要经过杞县、太康、淮阳、项城等县。县局为大站，邮所为小站，由于每站都要停，装装卸卸的，一般到我们镇上已是下午5点多。若碰上邮车路上出了问题，可能要等大半夜，甚至一整夜。像这种情况，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就格外难熬。镇邮所在街东头，通往汴凉的官道在镇子的北面。原来邮车都要朝镇子里拐一拐，拐到邮所门前一按喇叭，张建国就知道邮车来了，忙拉出要上的袋，卸下来报纸和下袋，签下字，了事。

有一年镇里修建道路，大街上坑坑洼洼的，邮车不便再朝街里拐，每到下午4点钟，接车员只得用架子车拉着邮袋去公路上等候。如此麻烦，张建国就盼着街道快修好。不想，等到街道修好后，邮车司机却嫌麻烦，再不愿朝里拐了。为此，镇邮所还特意向开封局打了报告，可司机硬说是镇里人多路窄不好走，影响下站项城、沈丘局接车。这下不但苦了张建国，也苦了我，每天都要跟着到公路上等待，有时要等几个小时。那时候我已养成了读报瘾，再加上我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发表作品，投出去的稿子命运如何一直牵着我的心，所以盼信的心情也就十分强烈，每天一到下午4点左右就坐卧不安，像丢了魂似的，非接车不可。

自从开始业余接邮车之后，我才算是体会到，投递是个苦差事。小邮所由于人员少，每人都得包投十几个大队、几十个村庄，全凭双腿蹬自行车。逢到刮风下雨、大雪飞舞也不能停，尤其是来了电报，更不敢耽误。所里有两位老投递员先后都患了关节炎和前列腺炎，就是骑自行车落下的职业病。接邮车的活计虽然不跑路，但也苦得很。尤其到了春节，上袋和下袋都很多，天又冷得出奇。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和张建国拉着一大架子车邮袋去公路边等车，天阴霾着，像是要积蓄一场大雪。我们只得躲在一个残墙的背风处。天上飘下雪花时，我像是钻进了冰窟窿，浑身上下没一丝热气，手也不听使唤了，想让它伸直，费了很大的劲儿，它仍像鸡爪似的。脚也麻痛麻痛的。为了取暖，张建国从兜里掏出一瓶红芋干酒，递给我。我们频频呷着酒，一小瓶酒不一会儿便瓶顶朝天了。这时，雪又下了一层，还刮起了大风，风搅着雪甩进我的脖子里，像刀子在割。一直等到夜里11点钟邮车才到。那一天下的袋也多，满满一架子车，张建国在前边拉，我在一旁推，不料回到所里一查路单，竟少了一只挂号袋。这一下，我和张建国都很紧张，急忙朝项城邮局询问邮车到了没有，请开封邮局的押车员接电话。不想那押车员态度很不友好，说是袋已下完，错在你们。后经张建国苦苦哀求，那人才答应到沈丘卸完车之后再查一查。卸车丢失挂号邮袋，这事可非同小可。在张建国等电话的时候，我又冒着大雪去路上寻找，整整跑了几个来回，也未见到那个邮袋。

大概是夜间1点左右，沈丘来电话：车上没有那个编号的邮袋！

此事很快惊动了县局，第二天一大早，县局就派人来到所里调查事故原因。那时候，我父亲正接受监外执刑，罪名为“四不清分子”，我相应也成了“小四不清”，和地主分子看齐。在那个阶级敏感的年代，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尽管张建国和所里的领导一再为我开脱，但还是调查了我几次。幸亏后来那只袋找到了，才算是免去对我的怀疑。

后来才知道，由于那天下的袋太多，押车员从车上往下撂袋时，袋子滚进了路旁的沟里。我和张建国也没留意到。不想刚好赶上路边一户人家的母猪要生猪仔儿，到处拉窝，漫地大雪也没什么可拉的，见到掉在那里的挂号袋，便喜滋滋地当柴火拉进了窝内。几天后，当它带着八九个猪崽儿走出猪窝时，主人才发现那只邮袋。因为没动铅封，算是有惊无险。

从此，我再也没帮人接过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