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靡西方学界而近十多年来也给予中国学界以很大影响的文化研究，将文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从一般关系上来说，一方面文艺是文化的形象肖像，在文化的记忆、传承与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文艺本身即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体现着文化创生最具时代活力和人生底蕴的部分。在全球化大大加剧了跨国度文化交流的当今时代，一国的文艺创造就其对于文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肩负着传承和发展自身文化的使命，同时也承担着向异域他国的接受者传播自身文化、建构自身民族文化形象的责任。而这两个方面又不是分为两截的，对外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展示什么样的文化形象，是与其如何认识自身文化、怎样对待自身文化，特别是如何创造自身文化贯通为一、密不可分的。

应该说，随着全球文化交往活动的增多，随着中国在当今世界和平崛起的现实可能性的日渐增强，自觉地有意识地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形式向国外传播中华文化，不仅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学人和文艺家们的共识，而且也已列入国家有关部门的议事议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纵观古今历史，任何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崛起，都不仅需要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的强大支撑，也需要具有内向凝聚力和外向感召力的文化软实力相辅相成。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与之相随的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同样需要一种基于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需要文化的光照与引领。但是，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我们已经做过的，看看我们对外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传播的现实状况，则不能不说在这一方面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说，我们与美国、韩国等发达和较为发达国家之间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贸易极不平衡，引进远远大于输出；再比如说，我们的对外文艺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与全球文化传播时代的传播机制和技术手段还很不适应；如此等等。然而，相较而言，这些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突出的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我们应该拿出去的东西？具体说我们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从而塑造何种文化形象，并将之提供和展示给他人观看与欣赏？这在不少文艺家们的心中并不都是清楚了然的，即使在那些有所意识的人那里，其认识也往往是极为不同的。前些年，有些批评家批评有的中国导演的电影作品是以展示中国人的贫穷、愚昧和落后来迎合和满足西方人的“东方”趣味和“东方”观感，因而不是以艺术的形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增进他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生存现状的感知和理解，反而是加剧了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在中国认知上的误识和偏见，其实就已经从一个侧面切入到了这里所提出的问题。

无须讳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整个国家在各个生活领域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不少差距的，而且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贫困、落后的现象仍比比皆是，并且愈是将观察的视野向既往的历史时代和边缘化的地区推移，这种状况就愈加突出。因此，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表现这些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和现象，并不应该成为禁区。问题不在于是否表现了这些东西，而在于这种表现究竟意图传达和张扬什么样的人生信念和价值理想，简言之就是要传达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人们对这类作品的不满和批评，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它们所展示的国人生活事像过于寒酸，而在于其所传达出的文化观念大有问题。进而言之，从所传达的文化观念角度看文学艺术创作，那些笔墨并不专写贫困，镜头并不聚焦落后，反而充斥着繁华富足的生活场景、流光溢彩的生存画面、卿卿我我的俊男靓女的作品，也并不一定就是值得肯定的。这后一类作品在当下的文坛艺苑其实很多很多，它们让人看到了灯红酒绿的人生、雍容奢华的事像、虚浮滥情的浪漫，却不能令其从中体验到深沉的人生况味，获得生存的启迪和理想的光照，内在的文化意味不仅极为肤浅，有的在人生观、价值观上还是经不起评断和批评的。在早前的时期，人们往往把中国当代文艺出不了大家大作归咎于对创作题材的人为限制，现在限制基本上不大存在了，为什么还是较少大家大作品产生出来呢？文化的贫困，内在文化深度的缺失，传统文化命脉的中断，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在。

优秀的创作，历来都是深深地扎根于时代生活的现实土壤之中的，同时也都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丰厚沃野之中的，文艺的题材、故事通常得自于现实生活，而其风骨、韵致则往往受惠于民族精神文化的润泽，因而优秀的文艺创作通常既是优秀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呈现者、传承者，又是优秀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弘扬者、创造者。远的不论，仅就中国现当代文艺来看，那些经典之作往往都与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即使是那些以反传统自居的文艺家也不例外，这一点只要想一想“五四”文学革命新潮中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即可明白。70多年前，鲁迅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鲁迅将这些人称为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正是这些中国人的“筋骨和脊梁”创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代表。中华民族能够在这片大地上绵延不绝、自强不息地生存与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赖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滋润和支撑。可以说，这显示着中国人“筋骨和脊梁”的优秀文化传统既是历代中国人借以彰显生存意义与底色的价值之源、文化道统，也是当今时代的中国人、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应该着力加以珍视、传承并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加以弘扬、创新的精神之魂、文化血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做得很不够。我们的大量所谓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醉心于展示宫廷的奢靡与腐烂、战争的血腥与杀戮、政治的狡诈与阴毒，而大量现实题材的作品则充斥着暴力凶杀、婚外恋情、官场腐败、人生颓唐，从历史题材中你感受不到汉唐气象的雄壮盛大，感受不到中华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你也感受不到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与新鲜活力，在很多作品中所展露出来的文化意味和色调与我们自身悠久厚重的文化传统和蓬勃奋进的现实生活确实是有着很大距离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两个东邻日本和韩国，虽然现代化程度和水平都比我们国家要高，甚至高出很多，但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文学艺术创作，其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韵致却似乎都比我们要浓烈馥郁得多。日本、韩国的影视剧在本国的成功，以及在中国形成所谓“哈日族”和“韩流”等等，除去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之外，其绵长、醇厚的传统文化韵味应该说为之生色不少。

自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挤压下走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后，中国的文化也在学习西方、改革传统的一次又一次冲动以至运动中经历着现代性的洗礼，晚清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西学引进、民国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1980、1990年代是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这些历史关节点一方面为传统文化的改造、民族文化的新生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有其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另一方面也常常在一些人的心理意识中造成中国文化落后了不行了，传统文化应该死亡或已经死亡的悲观认识，从而产生种种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观念和论断。这样的认识、观念和论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界包括文学艺术界仍然有其一定的市场。应该说，这类认识、观念和论断既与理性的历史认知不符，也与当今时代中国的国力发展和民众需求脱节。从历史认知角度来看，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借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风光一时，中国文学史上的传统经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的一拍再拍，固然有商业操作的因素，但广大受众的文化体认、心理同构，事实上也是其收视率和投资回报的重要保证。这说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是有其传承价值和历史认同的。从民众需求角度来说，正如一个个体的人在解决了生活上的温饱后必然会有精神文化上的需求，会追求更有尊严更有品位的人生一样，对于已经走上世界历史大舞台的中国人民来说，渴望从文学艺术的镜子中反观自身体面一些、文明一些、更有意义一些的文化形象，不仅使自己能够在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当代民族文化中获得光照，以滋养自己的精神心灵，陶冶自己的生命情怀，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而且能够将自己健康一些、阳光一些、更加美丽一些的文化形象展示于当下世界，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互识、心灵沟通和团结友谊，这应该说也是极为正常的需求。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又有什么理由背对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广大民众的时代需求呢？可以说，有一点文化上的自觉，对于当代文艺家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这种文化自觉能够与价值传承和创新内在地有机地融合联结起来，那么这种创作将会更加地深刻厚重，更加地富有民族特色，也会更具自信地走向世界文艺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