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句顶一万句》，可说的话已经无多。这倒不是因为此前有关这部小说的议论穷尽了它的旨蕴，以至于再来发议论显得饶舌而多余，而是因为，我向来坚持一个偏激的观念：一部好的小说不适合也不可能被复述，它只能是被用心去阅读的。凡能够被简明归结出若干要点、或者是被简化意旨为“写的是某某”的那些小说，大约都未见高明。众所周知，语言是个极其平常又极为奥妙的东西，其于文学，正有“妙处难与君说”的神奇。一如刘震云在小说中反复提及的，它能“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生活日常中的悲剧性烦恼，在小说中却正是需要咀嚼会心的去处。孤独与交往、封闭与打开、执守与游离、空旷的荒芜与隔绝、失魂落魄的奔走与寻找……循环往复，余音绕梁，叙述着人心与历史的无限间距以及吴摩西们对此种间距的无限的克服。这是《一句顶一万句》对于汉语文学无可替代的贡献。小说家苦心孤诣写就一部小说，其好坏优劣的标准虽然能在理论上加以逻辑推论然后予以认定，但实际上历来无法定于一尊，至少是各有取舍各有所议。《一句顶一万句》如此，关于它的说法，也只能是如此。
说与听的烦恼
这是一部关于“说话”和“倾听”之书，同时，它更是一部虚与实永远错置的人类寓言。在这个向度上，刘震云不动声色地展开着他的人性挖掘与化腐朽为神奇的哲学沉思。
无法知道刘震云何以选择“一句顶一万句”做这部小说的名字。尽管我一直认为这个名字过于理念和粗糙，与小说那种洗练、生动、绵密、地道的语调风格颇有抵牾之处，但很显然，这个来自于四五十年前、携带着历史记忆的格言警句带给作者特别深刻的印象，用在这里，倒也是格外地恰切扣题。从“一句”开始以至书中林林总总的“一万句”，小说中的人物们，如同中了魔咒一般，纷纷掉进了“说得着”与“说不上”的陷阱。他们总是喋喋不休或者沉默寡言，但命中注定总是词不达意，总是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
卖豆腐的老杨与赶大车的老马，因为“话上被他拿住了”，两人便形成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友谊，但这“友谊”最终被证明是一种蔑视与伤害；天主教牧师老詹一生致力于“主的事业”，然而终其一生，不但没有赢得一个真正的倾听者，连他的开封上级也抛弃了他；吴摩西与吴香香、曹青娥与牛书道，牛爱国与庞丽娜，牛爱国与章楚红，剃头老裴、杀猪老曾，以及书中无数面目不清的某某们，他们由渴求“说得着”始，至“说不上”终，统统活在一种莫名所以怒气冲冲的恶意中。每览书至此，总令人想起“在语言的家园中”“诗意的栖居”这类无限美好煽情之昏话，始知语言这东西，实在未可一概而论。亦如“南橘北枳”的品性，也是要看人下菜碟的。
逃离与建构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中国底层社会的历史，更是一部世道人心之书。
刘震云是个对无名的民间底层社会和现代中国历史情有独钟的作家，这方面，他的深刻体会与精湛心得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从《故乡天下黄花》开始，刘震云就汲汲于梳理这段悲喜交集混乱不堪的日子，迄今整整20年了。虽然其间也有《一腔废话》这类真正的废话之作，表明他的厌倦导致了严重的“逃离”倾向，但《一句顶一万句》再次证明他命中注定要对这段日子穷追不舍。《一句顶一万句》是一次在“逃离”与“建构”的悖反中重新发现并书写历史的自我救赎。
支撑起这个历史书写的根本方式，不再是之前流行的表层颠覆或者黔驴技穷的“重写”把戏。有关中国“现代性”基本元素和展开方式，普通的历史叙述教给我们的东西，已经足够我们应付普通的说法。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独具只眼，以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艺术敏感，激活了从不为人瞩目、却又实实在在支配着历史走向的民间生活。这段生活或曰这段日子，曾被认为是“卑之无甚高论”的颓唐妥协，但在事实上，没有这段生活，中国现代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刘震云逃离了耳熟能详的“宏大叙事”，他也无意以自己的发现全盘接管历史。但就《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效果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刘震云认为书中那种生活那段日子，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之一。
从“呐喊”到“喊丧”
曾经无声的中国，因为有了鲁迅的《呐喊》而生出希望。但历史的吊诡却让爱讲话的小韩县长成了一个空头演说家，甚至还不如杨百顺或吴摩西的“喊丧”来得更有实际意义。把刘震云与鲁迅联系起来可能是招人厌烦的，但我始终记着罗曼·罗兰对阿Q的评价：“令人难忘的忧愁的面容”（大意）。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非常强调从杨百顺到牛爱国等各个人物的“心事”以及老詹所说的“忧烦”，他们无一不是茫然失措和心事重重的，这构成了一副忧愁麻木的人物群像。而这麻木忧愁，又往往归于无言与寂灭。如果让我定位小说的整体叙述格调，我仍然要说：“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一句顶一万句》固然有着刘震云一贯的黑色幽默与表面轻松的自我解构，但他在写到老裴救下杨百顺、老詹不得要领却无怨无悔传教布道、吴摩西抚养巧玲、老尤贩卖巧玲之前瞬间的不忍等等，始终怀有通透温暖的悲悯之心。即以情爱性爱论，当吴摩西看到私奔的吴香香和她的相好相濡以沫时，当牛爱国以自己与章楚红的体验回看庞丽娜与小蒋、老尚的关系时，突然就有了一种从不具备的理解力。在这种时候，哪怕是半截子的善良，也是根本性的改变。
于是，从“呐喊”到“喊丧”再到理解力的过程，其实正是人心与历史的无限间距被克服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但刘震云没有放弃。他固然做不成鲁迅，但他的文学写作，在满篇“过日子”的掩盖下，始终行进在一种不事张扬的精神苦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