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之前是否想到自己此次会获奖？

毕飞宇：谢谢，这个奖我有点意外。茅盾文学奖已经30年了，它的价值取向很清晰，那就是宏大的小说模式。由于题材的特殊性，《推拿》其实是“反宏大”的，我甚至在写作的过程中做了和“宏大”相反的努力，在小说的时空关系上，我也做了极大的压缩，这样的写作真的不容易。读过《推拿》的朋友都知道，《推拿》的幅度比大部分中篇小说的幅度还要小，它是一部小体量的长篇，是长篇的另一种形式，这并不是我的首创。但是我很倔强，我只是不相信“大模样”是长篇小说惟一合理的基因，我就是想做这样的尝试。

《推拿》得奖之后我特别地高兴——30年了，中国的文学见过世面了，也有了更加镇定的目光。即便是茅奖，它也拥有了弹性，学会了包容、激励和开放，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属于文学的姿态，这种姿态比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获奖要有意义得多。我衷心地感谢评委，他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信息：文学的道路比所谓的“共识”还要宽广，探索者所拥有的不只是孤独。

记者：您创作《推拿》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创作过程中您感到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毕飞宇：我的初衷就是拔河，我想把黑暗拉到阳光的底下。这个愿望让我感动，我所渴望的不是“感动中国”，我最大的渴望就是感动自己，对我个人来说，这就是全部。我只讲创作中的一点困难，就是上面提到的小说的体量和幅度。如何才能把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复杂的情感“压”进那么小的体量呢？我在这上头费了很大的心血。我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我在“装箱”之后暴露出袜子、牙膏或裤衩，那个太难看了。

最困难的时候我想过放弃，我没有大家想象得那样强悍，在某些时候，我对自己的脆弱很失望。当时我甚至已经打算把《推拿》丢下来了，是朋友的鼓励让我继续下去的，“鼓励”这个词有点轻，其实是鞭策。我的好朋友们在私底下从来不给我情面，不让我偷懒，不许我找借口。我感谢对我抱有希望同时也给了我希望的朋友们，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有这样充足的能量。《推拿》的写作让我真切地知道了一个概念，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友”。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推拿》体现了人类民主平等的思想和价值追求，表达出悲悯与超越悲悯、反省与自我反省的情怀。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毕飞宇：这个评价太高了，我不敢当。可是我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用我的价值观去衡量，你所说的大多和普世价值有关。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那就是表达我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没有人可以拥有真理，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作家更应当如此。我的价值观是清晰的，我愿意在普世价值的价值体系下面写作，从《青衣》到《玉米》《平原》再到《推拿》，这个脉络一点也不暧昧。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我是一个文体作家，注重小说修辞，注重小说美学。是的，我在这方面努力过，尤其在早期。但到中年之后，人会经历第二次发育，这个发育就是内心的成长。我是一个有成长欲望的人，我不在意我最终能写出什么，我在意的是在写作中的成长，一点一点地修炼自己，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从本质上说，写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常说，写小说就是和小说中的人物相处，你在塑造别人，有时候你却会被自己笔下的人物所震撼，这个内心的秘密不写作的人也许不能体会，最终，他们的善良成了你的善良，他们的勇敢成了你的勇敢，他们的愿望成了你的愿望，他们的理想成了你的理想。我笔下的主人公一直在帮助我，某种程度上说是在提高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记者：您是否希望通过《推拿》传达给读者这样的观点：其实残疾人和健全人没什么不同，不要总以怜悯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缺憾和不完美之处。

毕飞宇：每一个人都是不全的，都有自身的局限，我们不该为此遗憾，相反我们应当为此骄傲。“回眸一笑百媚生”，多美，为什么要“回眸”？因为我们的后脑勺没有眼睛，这就是局限，这也是美。但问题是，我们时常不愿意正视自身的局限，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万能”，它容易导致狂妄的人生和狂妄的社会行为。写完《推拿》，我对局限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我都有点喜欢局限了。我喜欢有局限的经济、有局限的发展、有局限的权力。

残疾人是生理上有局限的人，他们有他们的不便，但是，我们这些同样有局限的人为什么要放大别人的局限呢？《推拿》刚发表的时候，有记者问我说，你写的残疾人为什么不像残疾人呢？我问他，你以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种吗？你能不能告诉我残疾人“应当”是怎样的人？他没有能回答我，我很高兴。许多事情都是一层纸，它所缺少的就是轻轻地一击。

但不要误会，我现在谈的是对待生命的态度，不是社会福利，更不是慈善、制度，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帮助残疾人、帮助弱者，从来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那不是赏赐，只是爱我们人类自己。每个人都有得到善待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善待他人的义务。

记者：您曾在特殊教育学校任教，这段经历对您创作《推拿》是否有所帮助？

毕飞宇：的确，我曾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不过这段经历与《推拿》的创作没有直接联系，毕竟我的学生不是有障碍人士，他们是健全的。但是，教师生涯对我的人生和写作有影响。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的两个姐姐也做过教师，我的太太至今还是教师，我来自真正的“教师之家”。我和我的家人都不足以为人师表，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都洁身自好。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特点，它会逼着你长羽毛。我喜欢羽毛，我敬重每一个有羽毛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记者：最近您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毕飞宇：我一直在写一本新书，很遗憾，进展不好，这也是常有的事。好在我的耐心不错，慢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