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诗伟的长篇小说《拯救》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新作。这部小说是作家在现实的风口浪尖上生活和搏斗30年后思考沉淀的产物。9月3日，作家出版社与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武汉联合举办《拯救》研讨会。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黄运全主持研讨会。作家出版社副主编、作家张水舟介绍《拯救》是作家出版社今年推出的一部重要作品。与会评论家认为，该作“拿在手里有看头，看完之后有说头，说过之后还有想头”，并针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展开了热烈讨论。

盛世反思的探索

江岳认为，《拯救》从整体看，是一部新的反思小说，它不同于80年代对前30年的反思，是盛世中的后反思。在当今社会正面临道德拯救的严峻时刻，《拯救》的作者与时俱进，慧眼独具，将笔锋触及当今社会的这一根敏感的神经，揭示了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开启了文学的又一轮反思。王泽龙认为，《拯救》是中国农村、都市社会变迁与精神蜕变的双重交响，是近30年社会道德嬗变的诗性反思。樊星说，《拯救》中最有思想价值的，是描写主人公自省、同时忧时的段落和篇章，这使全书散发出浓浓的“1980年代”气息（那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何锡章也认为整个作品的叙事实现了反思的目的。李遇春在分析了文学现状后指出：当下中国文坛呼唤的是反思新中国最近30年历史的鸿篇巨制，这种“新反思文学”的出现将给当代文学注入强心剂，使目前的中国文学找到新的精神航向。《拯救》正是一部这样的反思之作，它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理想主义的情怀，其反思深远而深刻。熊元义认为，《拯救》的出现，说明当代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没有缺席；小说既写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写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并将这两段历史交织起来，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图揭示现实生活的某些发展规律。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梁必文分析道：小说的故事因主人公刘浪在娱乐城遇上似曾相识的“小姐”柳叶而引发，逐步展现其30年来的奋斗史和心灵画卷，伴随其间的思考与拷问递进式深入，抒发出对于“畅达、饱满、快乐人生”的向往，汇成了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具有多重启示意义的复合主题。讨论中，也有论者认为提出“后反思文学”或“新反思文学”概念尚需进一步探讨，同时还需要等待更多作家的同类创作。

伦理切入的突破

昌切指出，纵观世界文学史，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都是对处于社会重大转型、生活急剧变化、各种秩序混乱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书写和反映，而这些作品书写社会生活又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切入方向：一是伦理，一是政治。19世纪的巴尔扎克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巴尔扎克不满现实社会，向往庄园生活；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丑恶，希望回到泛爱的人道主义。而在中国，以伦理和政治切入生活的写作是罕见的，一般的作品都缺乏担当，或者只是现象展示。《拯救》有一个伦理切入，尽管少了政治角度的切入，但的确可以称为近30年来较好的小说之一。不过，《拯救》所持的道德观仍是五六十年代的乌托邦模式，这是值得探讨的。与会者认同昌切的基本观点，但也发表了补充意见或新的意见。高晓晖肯定《拯救》是一部兼有经典写作和经验写作品格的文本，而贯穿于作品中的“反思”、“迷思”、“辨思”是丰富而厚重的。不过，他认为作品人物如刘浪、柳青、安娜等显然都是具有象征性的，并没有实际指向某一年代道德观的意味。周新民也认为，《拯救》着力刻画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坚硬”的精神追求，整个作品呈现的是一种对终极价值的探寻，其反思是严肃而理性的，它是在整合中确认和建构新的道德观与伦理价值。另有论者表示，不一定每部作品都应当同时具有伦理切入、政治切入以及相关担当。杨彬认为，善有大善和小善，担当有大担当与小担当；刘浪这个人物不断利用自己的身份、工作和可以操控的能力发挥善的作用，使其形象本身就具有善和担当的道德价值。此外，黄运全还指出：在《拯救》中，随着故事的演进，先后出现刘浪对柳叶的拯救，刘浪对黑牛的拯救，柳叶对柳青的拯救，文良对安娜的拯救，以及被拯救者柳叶等人对拯救者刘浪的拯救；而这些拯救既有对生命和生活的拯救，也有对于灵魂和智思的拯救；这一切既是关于当下的拯救，又包含了对人类永恒的拯救……如此思来探去，《拯救》这部小说不仅思想力是出色的，其想象和构思也是有突破的。

叙事模式的创新

《拯救》的叙事模式创新也是与会评论家热议的话题。小说的叙事以两个时态交替进行，一是当下进行时（“去年”春夏），一是过去进行时（最近30多年），“过去”被切碎后嵌在“当下”，而这种“嵌”的支配者则是主人公“我”的“悬意识”；同时，作品又采用了一、二、三人称不时变换的手法。显然，在这样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操作如此繁复的叙事方式，没有对世事的潜沉、对人物的把握及高超的统筹力，是难以达成的。梁必文指出，这种叙事方法在过去的中国小说中几乎是没有的，作者依据小说事件的推进和人物心理的变化，自然（或必然）地将不同时态、不同人称进行交替转换，使情感的抒发和反思的表达在对比和冲突中凸显张力，从而实现了作品艺术表现的最优效果。李遇春说，文本中始终暗含着缺席的“我”与在场的“你”之间的心灵对话或者自我审视，使这部作品的反思变得真挚而富有感染力。周新民说，《拯救》之所以能实现对当下物质社会精神病象的深刻反思，其创新的叙事策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杜海波则认为，这部小说是一个将哲理寓于诗意叙事的文本，让人读来特别亲切。

也有论者认为，《拯救》的叙写方式容易影响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和细节描写。但另有论者认为，现代小说已有很大发展，那种重在描摹人物外在特征和描写场景细节的做法已不是小说的主要样式；恰恰相反，就《拯救》现有的文本来看，不仅人物性格（尤其是内在品格）是丰满而鲜活的，其人物外貌也各有特征；至于细节描写，虽然常常放弃传统的工笔画，但大量细节则是包含在叙述之中。总之，《拯救》的叙事模式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