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西首部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5万字的报告文学《世纪大救亡——阚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生情缘》（以下简称《世纪大救亡》，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面世，既是作者谭小萍个人创作的可喜收获和广西报告文学的重要成果，也是近年中国报告文学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该作的文本价值和创作特征。
一、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选题。描述阚培桐呕心沥血“打捞”抗战歌曲的《世纪大救亡》，其选题不仅独特，而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抗战歌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形态的战时文化文献。主人公阚培桐的人生经历也具有相当感人的传奇性。这不仅因为他历经艰难，花费大量心血去收集整理抗战歌曲，充满激情到处传唱抗战歌曲，还在于作为抗战英烈阚维雍将军之子，其父辈家庭和个人经历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北大荒歌王”与沈阳农学院“第一把好嗓子”的美誉说明阚培桐是个具有天赋的音乐人才，同时，阚培桐青壮年时期所历经的种种磨难，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写照。
二、“全景图”的报告。从《世纪大救亡》结构方式、角度选择和信息量看，明显属“全景图”写法。首先，《世纪大救亡》采取了一种纵横交织的结构，作品共12章，虽然副标题突出了“阚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生情缘”的主题，但可以看出其生命远不限于抗战歌曲情缘。第一章“铭记与遗忘”是历史背景的交代，强调了抗战歌曲汇编的意义；第二章“烽火中的童年”描述了阚培桐童年时代的烽火战争、国事家事和对音乐的喜爱；第三章到第七章，展示了阚培桐青壮年时期的磨难和难得的幸福；从第九章“打捞逐渐远去的历史”才开始正面展示主人公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艰辛工作。《世纪大救亡》既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也是一部关于阚培桐完整人生的人物传记。
这种完整描述阚培桐人生经历的纵向结构，不仅能够刻画血肉丰满的主人公，更重要的是能够说明阚培桐收集抗战歌曲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其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无论其英烈父亲，还是母亲和哥姐，对阚培桐收集抗战歌曲都产生了明显促进动力。第三章到第七章对阚培桐青壮年经历的展示同样必要。阚培桐收集抗战歌曲，除家庭影响和爱国情怀，还与他热爱歌唱和自身的音乐天赋有关，如他对民间歌曲和外国歌曲就有相当了解。
在纵向结构中，作品同时展开了横向的描述与交代，而且非常注意角度选择。《世纪大救亡》除第六、第七和第十章只有两节，其他各章都有三节或三节以上。章节安排明显有内容多寡的考虑，但无论多寡，作者总是尽可能从多种角度切入，使内容覆盖面更广阔些。比如正面展示阚培桐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第九章“打捞逐渐远去的历史”，选择的三个角度就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主人公得到海内外同胞鼎力相助的感人状况。阚培桐虽然不少时间在独自奋战，但关键时刻得到了各方支持。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支持，更有亲朋好友和民间人士的相助。比如阚培桐的好友、学者郑也夫就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特别是《抗战歌曲汇编》的出版，完全得益于郑也夫、时寅和王康的鼎力相助。这种横向展开在第十章“歌声悠长，记忆悠长”中同样突出。如第二节“云中，谁人频寄锦书来”展示了8封书信，写信者包括音乐家、教授、将军后人、海外同胞等，既说明了抗战歌曲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收集工作的广泛影响。
在横向描述中，重点交代也是《世纪大救亡》的叙述特点。作者特别注意了重点内容的交代与描述。如对阚培桐收集整理抗战歌曲过程中的标志性工作就有相当细致的交代。阚培桐共收集抗战歌曲3600余首。它们先被编成一套8册《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出版；随后出版的是《民族之魂——中国抗战歌曲精选》。由此创造了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两个“中国之最”：一是歌曲数量最多，二是歌曲划分最规范。作者对这类重点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如阚培桐收集抗战歌曲有两个确定：一是时间的确定，阚培桐确定抗战歌曲创作时间跨度为1931年9月18日（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是通常说的8年抗战而是14年抗战；二是歌曲内容的确定，凡与抗战无关的歌曲不收集。在整理大量陈旧、损坏了的抗战歌曲原稿时，阚培桐又定下加工修改的“五字方针”，即描、填、擦、贴、抄。作品对此内容又逐一予以清楚说明。正因有了重点描述，我们看到了两个“中国之最”的来之不易。
三、满怀激情和深情的采写。《世纪大救亡》的采写，特别鲜明地体现了“我报告了你，你报告了我”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具有高尚境界和独特情怀的人物，阚培桐本身就是极具感染力的采写对象，而作者谭小萍也是个极富责任感的创作者。谭小萍是学绘画的，没有经过系统文学训练，基本靠自学积累文学素养。这种先天不足倒促使她创作态度特别认真。因此谭小萍和阚培桐之间的主客体互动关系，充满了思想和情感的真诚交流和相互感染。事实上《世纪大救亡》这种充满激情和深情的采写过程，不仅是作品得以完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相当程度地强化了作品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