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凡艺术家的真诚创作，往往都会体现其对于某种理想境界的向往。这种境界可能与艺术家所处的特定现存状态是有距离的，甚至有很大的逆差，在一定时期内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的缔构，将那美好的憧憬以及对世态人生的合理构想，得以托寓和表达。当然，这既不是要逃避现实，也不是去粉饰现实，而恰恰是艺术家获得了有关现实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领悟，一种理解后而做出的审美传达。因为，艺术切入人生，关注人生，原本是以追求完美的人生为目的的。所以，优秀的艺术家在面对现实人生中的缺憾，甚至自己因拥抱现实人生而遭受伤害或不幸时，不会以灰色的情感色彩涂抹人生，而是依然去召唤美好的东西，给社会和群体带去人生的温柔和信念。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或营造，其表现方式与情形是多种多样的，或外显，或内隐；或弥散于整个艺术境界，或落实于交织中的某个局部；或是于不如意中幻化而出，或是干脆含泪吟唱而成。无论表现情形如何，艺术家的精神取向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意脉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搏动，直至影响到作品的总体价值取向。艺术家的精神追求，同样是以真实的人生体验为依托，以深刻的社会感受为依据，是创作者心灵世界的呈现。我们知道，发自衷曲的歌哭是艺术创作的必要前提，灵魂的战栗，精神的苦闷，情感的执著，更是孕育伟大作品的基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中间潜藏着一个契机--心理的不平衡强化着艺术家的创造张力。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提出了张力理论，他认为，当人关注或关心某一对象并因而产生某种期盼时，在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张力。如果人的期盼很快得以实现或满足，其心理张力就会趋于松弛；反之，当期盼受到现实的阻遏，乃至现实状态与心理需求形成较大逆差时，这个张力系统会长期保持，并且促使人产生旨在满足特定意向的意志活动。这种心理机制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是十分突出的。艺术家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盼受特定的现实生活的阻隔，他们因某种情绪所诱发的心理张力不能在现实人生中获得满足而得以疏导或消解，因而积于心中，最终转化为创作实践的强大驱动力。它一方面从内部迫使创作者用最大的注意力关注现实，同时也使创作者不断强化探索与创造美好人生境界的愿望。艺术创作中，包括联想、想象等一系列活动，正是在这种心理张力的催动下展开的。艺术创作中常有这样的情形：艺术家在现实感受中的遗憾或不幸越多，心灵遭受的压抑越大，却越是要去想象和幻化其所倾慕和向往的东西，而且幻设出来的境界总是那样富有情趣和魅力。得此张力的催动，艺术家不囿于现实的苦痛，不沉湎于生命的压抑，而将情怀寄托在希冀新的生命、新的境界的诞生上。
在创作规律的探讨中，人们早已认同了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家人生经历的坎坷和命运的多艰恰是有利于创作的。可是，几乎绝少有人为了成为艺术家而有意去选择这种遭际——而且一个人一生中到底要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得自己的。就中国古代艺术家而言，多踬的人生遭际是外在现象，而内核则是在于人生境界、人生态度。如果遇到挫折之后，或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改弦易辙打磨成中庸之士，或只顾抚摸自己受伤的心灵，长吁短叹，或干脆遗世独立，逍遥无为，都是不可能在创作中有所作为的。打开中国艺术史的长卷，许许多多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大都是一部执著追求、至死不渝的精神奋斗的历史。他们立身于艺术史，经时间长河的汰洗后而光彩照人，最主要的是因为都有自己不为俗流冲倒的坚实的精神支点：独立意志和人生信念——人生经历、体验是前提，艺术作品是其结果——它们都一同凝聚在艺术家的人格里。其实，他们并非以艺术为生涯，而是以艺术为生命——是人生意志的自然体现。而那些不朽之作，正是来自于这种“艺术生产”过程中的“高成本”投入。另外，艺术家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往往还会做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选择——缔构期盼中的境界，以企在艺术中寻求新的生存意义。尽管再美好的理想也不可能替代或直接改变现实生活，但总是有一种托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闪耀在面前的人生希望之光。
关于艺术，在人们正常的期待视阈中，其理想的选择总是指向佳作精品，所谓“人间要好诗”，古今亦然。可是，精品力作得之不易，却往往既是规律，也是事实。当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确信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及其精神世界是生成原创力的关键，也是成就艺术佳构的重要的主体性前提之后，则需要特别指出，这恰恰是当前中国艺术界应该注意的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近几年中国的艺术（含文学）领域所显示出的浮躁和困顿的迹象，除了种种外在的因素的诱惑或影响外，更主要的是恰恰与相当一批搞文学和搞艺术的人的精神境界这一重要的主体因素不无关系。这些人所留下的匆忙而零乱的足迹可以表明，他们事实上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将艺术的精神品质从心中剥离出去，而将“搞艺术”当做一种手段，以之帮助自己走进别一种天地。搞艺术而不能倾其身心走进艺术境界，而是借此走向别处，艺术成了“随从”、工具、点缀、玩物。艺术的这种被“玩”或被利用，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做幸运，当然更无从谈及开拓艺术空间，升华艺术境界了！如果用一句关键语来说，那就是：如今真正用心灵来创作的人太少了，为名利而奔忙的所谓“艺术家”太多了！
从经过时间长河的无情淘洗，而在艺术史上闪现光彩的艺术家身上发现，他们多半是些有美德、有才情，而且个性极强的人。尽管各人情况多有差异，但有一点却似乎潜在相同或相近，即他们总是当淡泊功利之后，或者处于清贫地位，与民众同甘苦、共忧戚之时，创作便大进，并多有传世之作。我们理解，这首先是因为艺术家的人格精神与人生体验，同艺术根本上的民众性、风尘味，以及终以触摸社会人生的审美感应、审美评判为旨归的特殊性，有着合规律的必然联系。其中，艺术的民众性、风尘味，要求艺术家始终置身民众的行列，不失民众的感觉，倾之身心体察和表现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人生苦乐；而艺术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或审美评判，则要求艺术家首先超越一己实用功利，用审美的态度面对人间万事，并求以诚相许。尤其是那些风标独树的天才艺术家，他们更是张扬远离一己功利目的的天性显现，在主体的能动性中，最大量地拓展精神空间，并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创造的美，表现的美。
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带来的剧烈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的变异，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文化变化，确实对于艺术界产生着多方面的冲撞和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艺术家队伍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以一种浮躁不宁的心态，或背弃艺术，或将艺术当做牟取官场资本或经济利益的附属品、戏弄物，这却明显地表露出创作主体自身人格、气质、才情、素养等构成特定精神世界的各因素的缺失。可以说，凡如此对待艺术者，首先自身便缺少完整充实、自由独立的心灵，缺少对于艺术的真诚与挚爱，缺少一种优秀艺术家应有的内在的个性资质。真正不朽的艺术，只有投入执著的精神追求乃至整个生命才有可能铸就。而这中间检验出的是一种血性、骨气。如今，尤其令人可忧的是，有些涉足艺术创作的人几乎从起步开始便滑入了可能致使“才尽”的覆辙，即为太多的直接功利目的所累，或屈从于此。有为数不少的艺术界人士困于世俗的名缰利锁之中，对其仰慕切切，以至时时左顾右盼，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攀附钻营，如此“聪明人”之举或许在个人生活境遇、以至生官发财的途路上可以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但同时则必然失却真实的审美追求，并直接导致个性丧失，创造力衰退。
当下中国文场艺界中关于所谓“原创”的堪忧之处，关键问题不在外而在内，即在艺术创作者自身——事实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候，一切纯正艺术的危机，往往都是来自其自身内部，来自于它放弃自身的心灵与精神追求。就当下而论，缺乏真正具有伟大人格力量和精神超越力的艺术家，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中堪值称道的那种“兼济天下”抑或“独善其身”的人文精神，缺乏那种怀有大悲悯、大忧患、大使命感的殉道者的信仰与信念。这是问题的关键！
长期以来，只要有正常而宽松的文化环境，我们就不忘怀从古代优秀作品及其艺术家那里吸收营养，以期滋润和促进当代艺术创作。不过，通常在总结和借鉴历代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并建构所谓“创作学”时，更多是注意到了诸如选材、构思、手法、技巧之类的操作程式，以及技能运用方面的东西，而对于他们的创作灵魂——生命体验、生命投入以及其精神世界的坚守或营造，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可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现在不少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正是缺乏中国古代优秀作家、艺术家所具有的一些最可贵的东西。
中国文化需要重建，需要不断寻求新的文化。但是，这种“寻求”和“重建”既不是凭空构想，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固有传统而另起炉灶，而是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一种依托，用以谋求合规律的再生与壮大。当下的中国艺术要诞生伟大的作品，就尤其需要继承和高扬中国古代优秀艺术那种保持人格独立与心灵自由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