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翻阅旧雨新知、文朋书友的赠书，见到林建法1991年秋惠赠的《寻找精灵》（副题为“文学情感及其他”）一书。真是百感交集。
我与建法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其时他还在《福建文学》做编辑，我与《山西文学》的另外两位编辑前往造访取经，是他热情接待了我们，及至后来，他调到辽宁《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我去沈阳，他还与妻子在家款待我。但后来，由于我的疏阔、慵懒，没能再多与他联系，竟嫌生分了。如今，当看到此书《后记》中的一段话时，不禁感慨系之。在这篇《后记》中，他说：在发表《艺术的本质是情感》之后，“‘成功’鼓舞了我，陆续写了一组‘审美情感论’的文章。《批评家》杂志副主编蔡润田先生读了后来的几篇手稿，接连写来了几封长信，热情鼓励我稍加整理分寄几家刊物。《论情感体验》等好几篇文章就是经蔡先生编发的。因此，这次结集出版，我曾请蔡先生写序批评，他谢绝了。他希望我能找个名家来写。我这才将我的朋友刁斗写过我的一篇印象记作为代序。”
建法无意责难我，我却觉得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坛子，内疚、懊悔、愧怍，说不清是何滋味。其实，“谢绝”并非我的本意，说“谢绝”似嫌言重了。推辞婉拒，可为而不为庶几可称“谢绝”。我则不然，虽说对建法所论列的问题并不生疏，且颇欣赏，却并无研究，是很难说个子丑寅卯来的。而就知人论世来说，也不及刁斗作为同事过从密切。以我枯涩的笔头是写不来刁斗那样入人至深且活泼、谐谑的文字来的。所以，我之未敢作序，非不为也，实不能耳。
我想， 但凡为人作序，应对相关课题有较全面、熟谙的了解，能较精准的把握著作的要义。对作者的心性、阅历也须有较深入的把握、体认。除此之外，为郑重计，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操觚是相宜的。我不乏自知之明，不敢率尔为序，倒不完全因为人微言轻，多半还是知之不多。这是我对建法兄既感歉疚又觉惭怍的原因所在。
刘勰有云：“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说，序言不仅要说明作者写作的缘起，还应阐发著述的情事根据与全书的主旨。这方面，止于泛泛的了解，序是难以写好的。现在，常常看到一些人为他人作序，或胸无丘壑，敷衍了事。或言不及义，搔不到痒处。或顾左右而言他，与原著多无瓜葛。原因即在于作序的人对所要言说的对象、论题一知半解或完全外行。勉强“为文造情”，自然难免牛头不对马嘴。明代顾炎武就对此颇有微词，他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可惜，我们许多人还不以为“患”，而好之、为之。
其实，序言的写作是需要一定的相关知识或研究为支撑的。有了这个功夫，对这些了然于心，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驱遣自如，甚或兴会淋漓，不能自已。王夫之为张载《西铭》写的序（或曰“题解”）达千余字，超出《西铭》5倍之多。胡适为《水浒传》《红楼梦》写得考证传序或引论都长达数万言。其中《水浒传》的序有4.5万多字，“算起来比萧伯纳为他所写的剧本所加写的导言平均长度还要长一些”（《胡适口述自传》）。更甚者，有的惟其长，还不得不独立成书。
本意是为他人著述作序或导论，不期然间竟写成一部自成体系的大书，以至序“与原书埓”。于是乎，以序当书，还得请对方或他人为自己的书作序。梁启超、唐德刚就都曾结撰了这样的鸿篇巨制，堪为学界美谈。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说：“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埓。”他不无感慨地说“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于是，“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蔡锷齐名，后来他留学德国，回国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最重要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1937年初出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想在许多地方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写序大加发挥，广泛评述，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欧洲文艺复兴史》自1921年问世后，大受欢迎，14个月内就连续再版了三次。而因序成书的《清代学术概论》之精炼、概括，线索明晰，也向为学界称道。书中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潮与基本特征了了明白。同时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颇有创新。是以现代文化为指导研究传统学术史的佳作。此后的学者，大体都是循着此书的框架和思路展开研究的。可谓清学史研究领域内的一本必读书。
无独有偶， 唐德刚为其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写序也是长序成书。唐说：“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胡适口述自传》）。这由序而书，绝不繁冗、平庸，而是意涵丰赡、别具一格的佳构力作。夏志清序中说：“《胡适杂忆》不只是篇回忆录，它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生前关注的学问，比起《李宗仁回忆录》来，更令人见到德刚才气纵横、博学多智的这一面。……《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公认是当代中国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周策纵在序中说：“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这在王充的《论衡》里便叫作‘艺增’。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德刚的‘艺增’运用在不同的角度，这是他最好的绝招和自解。”把原本为序的文章写得如此之长，如此之美，足见作者的功力了。
综上所述，写序言、绪论、题解、导论之类，看似无一定之规，人皆可为。但写得是否切当、充实则大可轩轾，从中也最能见出作者的识见、心性来。正因为如此，我想，所知不多，无话可说，则不必虚应故事，敷衍塞责。更不能强不知为知，妄加评骘，以至郢书燕说。当然，如若腹笥充盈，自也不妨乘兴挥洒，即令序“与原书埓”，或许还可“艺增”为一部“美言”大书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