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学在非洲乃洋洋大观，小国也不乏卓尔不群之人，加纳作家艾伊·奎·阿尔马（Ayi Kwei Armah, 1939- ）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阿尔马生于滨海城市塔科拉迪，父母均为教师，但是来自不同的族群。因为家庭变故，阿尔马基本上由母亲抚养成人。他天赋极高，除了母语和英语，还精通法语，懂斯瓦西里语、阿拉伯语，甚至能解古埃及象形文字。阿尔马个性极强，高中毕业后赴美学习，曾拒绝富人资助，宁愿自力上大学。不久，又毅然中断在哈佛的学业，投身非洲革命。然而此行不为人理解，被迫折回波士顿。他对加纳的各方面均不满，学成后避而远之，但是对满目忧患的非洲却不离不弃，四方奔走，最终落脚于塞内加尔，从事创作和出版。阿尔马迄今已发表了7部长篇小说：《美好的尚未诞生》《碎片》《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两千季》《医者》《奥西里斯的复活》和《克米特：在生命之屋》，还推出了自传《作家的雄辩》和散文集《牢记被肢解的大陆》。
由于非洲的后起和弱小，优秀作家常常难以独守祖国，故而寄希望于黑人大家庭，普遍具有泛非主义的情结。阿尔马既在其中，又是例外。其泛非主义理想覆盖整个非洲，时间上起古埃及，空间跨越撒哈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在于他是跨部族和跨语言婚恋的产物，生来就有超越部族的思想意识。其次，作为加纳人，他对恩克鲁玛——泛非主义的倡导者之一——在本国的实践持完全否定态度，却接过法农的思想，希望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全非。最为重要的是，他去了塞内加尔，却并未投到法语区泛非主义统帅桑戈的麾下，而接受了该国埃及学学者契克·安塔·迪欧普的历史观：古埃及是一个黑人国度，其文明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的源头。迪欧普还提出了以历史联系为基础建立非洲合众国的设想。阿尔马在此基础上演绎出自己的非洲文学断代史：第一，现代非洲文学；第二，封建时代的口头文学传统；第三，大迁徙时期的传统；第四，克米特（古埃及）时期的手抄本传统。而他本人的创作正好反映了这种文学观。
阿尔马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段：写个人的存在主义时期和写集体记忆的泛非主义时期。
阿尔玛的存在主义作品有三部。《美好的尚未诞生》不仅使阿尔马一炮而红，至今仍然为非洲存在主义的经典。故事发生在加纳主要海港塞康第－塔科拉迪双子城，时间为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最后10天，以不具姓名的“人”为主人公。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主题既像是谴责党政官员的腐败，又像是写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的普通人的无所适从，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与揭露腐败相比，小说写普通人的部分更令人印象深刻。主人公是抽象的，既无身高，也无长相，睡觉时从大张着的嘴里肆无忌惮地流出唾液。“人”有中等文化，在港口铁路调度室上班。在独立斗争中，港口的码头和铁路工人曾给予人民大会党最有力的支持。然而独立7年后，他们连饭都吃不饱。社会上贿赂公行，致使守规矩的“人”成了被指责和嘲笑的对象。
在一片赞誉声中，加纳著名作家爱都和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阿契贝均指出，阿尔马有滥用才能的危险。《碎片》写留学归国的巴科与环境的冲突，具有浓重的自传色彩。不过，与一般人推测的对环境的挑剔不同，巴科的不适应来自环境对他的苛刻要求：亲朋好友以为他会带轿车回来；以为他会在工作方面托人打点。在人才奇缺的祖国，巴科却成了多余的人。他邂逅了生于波多黎各、因为失恋出走非洲的美国人胡安娜，两个受伤的人走到一起。后来胡安娜休假回国，巴科孤寂难耐，精神再度崩溃。据说，巴科的名字来自特维语，意即“一个人”、“独自”，或者“孤独”，与《美好的尚未诞生》中的“人”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人”面临的是如何在污浊的世界上体面地生存，巴科面临的是如何在物欲横流的阿克拉保持精神的尊严。
《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光题目就是反讽，据说灵感来自于美国报刊上关于有福非福的一段议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是有福的，反之则无福。小说的主人公索娄是归国留学生，属于有福之人。可是，他在西方不能忍受种族歧视，归国后又不能忍受推诿塞责，成了极为痛苦之人。故事取材于阿尔马在阿尔及尼亚的经历，也带有一定自传色彩。小说采用笔记结构，由三个主要角色轮番叙述。故事发生在北非的泪城，时间为独立战争末期。中断留学从欧洲回国抗法的索娄发现，人们并不看重他的革命精神和才华。比之更加不幸的是加纳人莫丁，他放弃在哈佛的学业帮助革命，却被推来挡去。被索娄收留后，莫丁仍不放弃，在苦等多日无果后，毅然抱定必死之决心找游击队去了。莫丁的白人恋人艾梅死死追随他。结果，两人被路过的法军欺骗，男的被折磨致死，女的被轮奸。
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非洲的优秀作家往往遭遇到“放逐”的问题。要么在政治上与政府发生冲突，不得不亡命国外；要么思想与环境格格不入，选择自闭。尼日利亚批评家纳多泽·音娅玛曾分析过阿尔马前三部作品的主人公与环境的关系，指出他们都属于自我放逐类型：身体虽然在加纳和非洲，但精神却游离于其外。阿尔马创造了这些角色，也知道他们的局限性，却不能为其找到出路。
从《两千季》开始，阿尔马进入了以历史为立足点的集体记忆时期，变得乐观起来。加纳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所谓两千季就是一千年，指代从阿拉伯人侵略以来的历史。从表面看，小说以阿诺人被迫离开古苏丹的流徙为书写对象，实则借题发挥，广泛指代饱受侵略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千年的历史，洋溢着泛非主义精神。故事依据加纳历史，却隐去其名，多有虚构。就叙述而言，则越往前越空虚，越往后越实在。前面主要传递史事，第四章才出现有血有肉的正面形象。虽然看起来是写人民与外敌的斗争，而于内部敌人着墨更多，显然另有所指。
《医者》的书名兼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所指。小说两者兼叙，但是以后者为主，并且有所生发。故事假借讲故事人世家之口，有一个模拟传统的开头。时间从远古洪荒开始，跨度比《两千季》更大，然后将镜头拉到目前，展现两个王国的内争外斗——其中之一是依据19世纪加纳的第二次阿散蒂战争写成。内部斗争则联系到对白人是抵抗还是投降的问题。不幸的是，投降派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英雄们只得潜伏下来等待时机。要理解《奥西里斯的复活》，首先需要了解奥西里斯（Osiris）这个词。奥西里斯是古埃及人的冥神和鬼判，同时又是司生育的女神伊希斯之兄和丈夫。据说在被嫉妒的弟弟塞思等人害死后，他的尸体被肢解了盛在匣子里，顺尼罗河漂流，直至被追踪而来的伊希斯等人连缀复活。从此奥西里斯又成了周而复始的生命的象征。阿尔马借用这个神话，首先用于历史概括，指自埃及开始的整个非洲的被征服、肢解、复活的漫长过程。另外，他还用传说中的关键人物构成了小说的框架，以奥西里斯指男主角阿萨，伊希斯指阿丝特，塞思指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塞思。故事发生于一个讲英语的非洲国家哈珀，重要角色阿丝特除了串联起两个男主角，还有揭示历史的作用：探寻安克的起源，从而为构建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为一体的非洲找到基石。用阿尔马的话说，《克米特：在生命之屋》是本“认知小说”。克米特是古埃及的别名之一，意为生命之屋，指非洲精神的源泉。小说分为三部分：学人、传统主义者、作者，中心思想是认知非洲历史的悠久，推翻欧洲人散布的非洲没有历史的陈说。
《两千季》之后，阿尔马的作品主要围绕清理和重构非洲历史展开，基本特点是把历史小说化。对于这种写法的利弊，最为中肯的意见来自美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伯恩斯·林福斯。在他看来，《两千季》和《医者》的积极之处在于从个人向集体、从悲观向乐观的转变，缺点是将历史主观化和神话化。而后两部书的优点是在演绎历史的同时，有较为实在的生活描写。
阿尔马为人大胆而直露，笔力放纵，对污秽、死亡、性虐狂等概不避讳，反倒从变态心理的角度加以利用。因为想象力惊人，他的手稿总是能够敲开出版社之门。作为一个守望家园的作家，他在语言、意象、结构、印刷方面都做了民族化的努力，如主要角色的名字大多有加纳或古埃及的寓意，有些书的章节以本民族或者埃及语言词为标题。他还有意识地吸纳口头文学的要素。比如在叙述中适当安排听众插话，让角色具有某种神性，或者将对立面加以喜剧性的丑化等。
阿尔马为人孤傲，既不参加作家会议，也不接受采访，发表的言论不多。可能是考虑到已入老境，近几年接连推出了自传和散文选，豪迈不减当年。加纳文学在非洲和世界有一席之地，首先是因为有阿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