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年前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创作准则：一个写作者，应该少说话、多读书、勤创作，不要做站在柔软枝条上的嗓音嘹亮的鸟儿，应该做双脚踩在土地上的勤劳的“耕者”。而读书，就是避免成为一个浅薄鸟儿的最好良药。

每年，我都会结合自己的创作，有计划地、安静地阅读一些书。2011年我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有6部（为了创作而翻阅的资料书籍比较多，大约有上千万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3部长篇小说——俄罗斯作家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还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我是第一次阅读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主要是因为好奇。这部书耗费了作家12年的时间，他曾经亲自将写完的15章手稿焚毁，后来鼓足勇气重新开始创作。我曾经猜测过布尔加科夫亲自焚毁书稿的原因，并非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曾经遭到几百篇批判文章的围攻，是一种绝望的歇斯底里。不，应该是与自己最初的理想相差很大的一种创作绝望。还好，布尔加科夫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将传统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品。我最初阅读时，感觉有些障碍，烦琐的对话的确影响了阅读进度和兴趣。但当我完全深入之后——尤其是从第二章开始，进入到了一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时，那个极不喜欢听囚犯叫他“善人”的总督形象，开始牢牢吸引了我，这是阅读的转折点。一个新奇的人物，常常能使读者不顾一切地走进去。应该讲，布尔加科夫是一位敢于将一个故事用两个轮子——当年的莫斯科和一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向前推行的人。由此，这两个年代迥异的车轮子，机智地打破了时空概念，营造了多层次的结构。

巴别尔的《骑兵军》我是第二次阅读了。6年前阅读时没有读完，当时我是从后向前阅读的（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如此阅读），而今年是从前向后顺序阅读的。应该说，这部由相互独立但又彼此联系的短篇所组成的《骑兵军》，给我最大的震撼还是作者冷静而又无与伦比的景物描写。我把有限的字数让位给巴别尔，请看“泅渡兹勃鲁契河”一章中的一段描写，“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而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地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如此质地优良的文字，用诗人的文字风采来抒写残酷流血战争的“颠覆”，本身就已经表明巴别尔对小说叙述的卓越贡献。我要是再讲，那就是“赘述”了。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一位定居英国的中文作家向我推荐的。很多年以前，我就听说过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大名，当时埋头写作，没有在意。因为字号的原因，我是戴着花镜看完这本书的。我想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之外——奥威尔因为小说而创造了英语新词汇“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我在阅读过程中，还有文学以外的收获：一个作家，不应该仅仅是作家，他应该走在社会的前列，具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头脑，应该对社会、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具有思想高度的预见。一个穷困潦倒、患有肺病、当时没有名气的奥威尔，之所以能在1948年写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小说《一九八四》，足以给我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于叙述技巧和叙事谋略的小说家一次提醒：在使我们的作品具有文学质地的同时，更要有世界性的思想内涵，这样才能使作品既达到天鹅绒般的质地，还能有悠远、辽阔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