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5日，在上世纪末对中国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人物——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和关仁山，在时隔15年后，集体亮相于河北唐山师范学院。他们在师生们热切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中，畅谈生活、创作和友谊，共同表达了艺术家应该为时代而歌、为民生而创作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何申告诉同学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要囿于自己的一己之见，要有大视野、大襟怀、大思想，才会有大作品；不要沉湎于自己的一己悲欢，要关注整个民众、整个国家。谈歌结合自己生活的艰难历程和自己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强调用小说与大众对话，与生活接轨，将深度的人生体验、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人文精神融入自己的思考，将鲜活、生动的生活话语直接用于叙事文本。关仁山以一个农民儿子的身份，提倡文学要积极关注农民的生存境遇，写出当下农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需求，给他们以精神的抚慰和关爱。
“三驾马车”15年后的这次相聚和集体宣言，留给人们更多的回顾、思考和启示。
1996年，三位河北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以“三驾马车”的名号叫响文坛，成为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中流砥柱。15年过去，在众多文学潮流风流云散的状况下，“三驾马车”仍以一个相对稳固的创作群体坚守文坛，继续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做着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努力。“三驾马车”的出现固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然其后续发展能不为世纪之交纷纭多变的文坛现状所左右，则是多方面的内在因素共同促成的。概而言之，“三驾马车”的成功，一是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厚底蕴，二是新时期以来较为鲜见的“群体写作”的成功个案。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大变革，涉及文学观念、审美倾向、艺术形式等各个方面，迅速更新了人们旧有的文学理念。此后10年间，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文学思潮大大扩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写作方法的创新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在此过程中，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对传统现实主义表现出回避、疏离甚至拒绝的态度，以个人化而非主流价值立场，以立足于平民的低姿态而非高屋建瓴的高姿态，以琐碎化而非典型化的方法来描绘现实、历史乃至文化，在实现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纪末整个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局面的缩影。在此背景下，评论家雷达将别一样的文学现象精辟地概括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选刊》杂志随后为三位作家组织召开研讨会，此后，“三驾马车”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就密切地联系起来。
依我看，他们续接上了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大潮，将中断了10年的现实主义重新拾起，吸收了新写实小说的优点，显示了中国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回归和高扬。这一潮流中的众多作家目光的焦点各不相同，如张平、陆天明、周梅森、张宏森等作家对城市改革和反腐败斗争的持续关注，刘醒龙对乡村文明的寻找和对城市文明的批评，均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题材价值和审美方式。河北“三驾马车”也有他们的关注点，那就是与百姓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工厂、农村在改革中遇到的困境，基层干部和群众在体制转轨中遭遇的命运，以及从各级领导到普通百姓对未来道路的勇敢探索，体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朴素情感和人道情怀。这种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正是当代文学60余年的优秀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曾一度陷入歌功颂德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缩小了其内涵与外延。新时期初，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无论是反思新中国历史还是面向当前的现实，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以冷静审视的态度，直面所有中国人曾经经历和正在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探索解决之道。“三驾马车”的创作继承的就是这样的优良传统，不回避现实中丑陋甚至血污的一面，并剖析其产生的根源。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极易被当成“落伍”。这与当时浮躁的文坛状况有关，人们在追踪西方文学的热潮中并未意识到，文学创作方法并无优劣之分，文学的高下更多的取决于作家的人生经验、思想情趣和文学天赋。现实主义虽然传统，却并不落伍，它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光芒也并不比那些试图探索世界本原和人生本质的现代主义文学逊色。它的确存在着重视内容忽视形式的倾向，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这种弱点是不能回避的，包括“三驾马车”的某些作品；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形式创新的忽略也使得作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作品的内涵和精神层面，能使多数读者迅速接受，获得共鸣，从而达到影响社会的目的。
这里实际上涉及的还是那个古老的问题：文学的作用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在当今开放和思想多元的时代，似乎没有必要硬性规定文学的作用和价值，任何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写作，无论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都应该被尊重。现实主义的为人生、为社会所体现的价值观，到任何时代代表的都是绝大多数人的意志，那么现实主义就会在最广大的层面上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驾马车”给我们的第二方面的启示，是关于“群体写作”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问题。新时期开始后，文学多是以“思潮”的方式迅速涌现而又迅速消退的，往往是稳固的流派尚未形成就被冲散。到了90年代之后，则是“个人化”写作对个体意识的强化，使得作家追求个性，排斥共性，消解了流派形成的可能性。当然，流派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必然趋势，是时代“共名”消散、“无名”凸显（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的概念）的结果，也是文学达到自由境界的标志。但并不能以此否定“流派”本身的价值。作为有相同或相近文学观念和追求的作家有意识地构建的文学流派，体现的是文学的自觉性的实现和理性精神的彰显，也是文学自身魅力的显现。在任何历史时期，文学流派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从新文学的历史来看，20世纪前半期多姿多彩的文学流派如新月派、乡土派、象征派、社会剖析派、新感觉派、七月派、九叶派等等，均以各自的理论探索和文学实践，将某一类型文学的发展带向了深入，并以各自鲜明的风格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朵奇葩。而当代文学中流派的稀少，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河北“三驾马车”的出现让人欣喜。它是否已成为“流派”，目前尚不好下定论，我们姑且称之为“群体写作”，或者可以说，它正在有意识地朝着流派的方向发展。三位来自燕赵大地的作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集体出现在文坛，以共同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倾向，相近的地域特色和审美选择，形成了一个颇类乎于“流派”的文学现象，因而能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以一个群体的身份脱颖而出。记得当时引发了一些争鸣，他们理性看待，认真汲取，校正创作中的不足。评论家杨立元著有《三驾马车论》，其余少见专门的理论著述，但他们以自己丰硕的创作成果实践着共同的文学主张，同时又显现出共性中的个性，他们分工把守自己熟悉的领域，如何申对乡镇干部群众生活和心态的细致描摹，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河北赵树理”；谈歌满怀忧愤地揭露工厂企业现状，富有现实关怀意识；关仁山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艺术上不断突破，他对乡村社会、农民出路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体现出现实和理想相融合的精神以及扎根于大地之上的浪漫情怀。他为“三驾马车”再添光彩，赢得声誉。我们深深感受到，在三位作家笔下蕴藏的，是对现实生活热情、热切的呼唤，对燕赵大地处处博动的改革浪潮的渴盼。15年来，“三驾马车”一直没有偏离自己选择的方向，以不懈的努力推动着车轮在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前进。这一点难能可贵。
“流派”或“群体写作”不是可以复制的，它是作家们由各自不同的生活积累，逐渐达到共同的文学选择的结晶，因而也就更加需要整个文学界的关注、培植和呵护。作家蒋子龙说，河北三驾马车，是文坛的一个奇特现象，应该总结弘扬其精神。所以说，河北“三驾马车”体现了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完美结合，其成功经验值得重视和研究。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希望文坛多多涌现这样的创作群体。